“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的年轮在不停歇地走过，玉兰花一年年又吹红新的花蕊。从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创办至今，法大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不平凡历程。70年沧桑变化，70载岁月征程，一代又一代的法大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的先贤前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老教授、老前辈，他们见证着发生在这小小校园中“光阴的故事”，并将“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精神薪火接续相传。他们，是法大最宝贵的财富。

202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之际，党委教师工作部推出了“政法往事”（第二辑）专栏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广泛征集志愿者，联络访谈离退休老前辈，以口述或对谈的方式，共同回顾法大悠悠岁月里最难忘的往事。最终通过广泛征集和集中约稿，精心选取了35篇文章打造该专栏。这些文章，就像悠然的小夜曲，轻柔地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从时光隧道中穿梭而来，每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物，每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而它们，也终将变成所有法大人最为珍贵的共同记忆，并给予我们继续书写法大光辉篇章的温暖力量。

个人简介

被访者：曾尔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曾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两届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狱学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主任。2012年退休，受聘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党建督导组组长，校侨联副主席。

作者：

胡小进：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齐欣：现任职于中国政法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前言

自1979年来法大求学，至2012年退休，后受聘博士生导师、校党建督导组组长、侨联副主席，曾尔恕教授与法大已携手走过逾四十载。在她看来，自己与法大早已融为一体。

成为第一级硕士研究生

1978年，停办了10年之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恢复办学。第二年，研究生开始招收，曾尔恕也开始了与法大的结缘之路。当年10月，一行35名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着不同学历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学生，分7个专业（法学理论、民法、刑法、诉讼法、法制史、政治学、经济学），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第一级硕士研究生。

即便已过去逾40年，曾尔恕仍清晰地记得当年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情景。“那年6月初，我在河北宣化参加了由张家口教育局组织监考、为期3天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记得第一天是英语考试（主要是语法和英汉互译）和语文考试（主要是古代汉语和作文）；第二天上午是国家与法的理论考试（主要是国家与法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等问题），下午是法制史考试（根据报考方向，试卷分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两个方向）；第三天是政治考试（主要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继续解放思想）。”在她看来，“这些试题经典地代表了当时我国法学教育的关注点。”

谈及当年这批研究生的来由，她说道，“学校招收、培养这批研究生的主要目的，是迅速补充国家最急需的法学教育人才，满足国家在依法治国、恢复经济建设发展上的需要。因此，包括我在内的当年法制史研究方向招收的4名硕士研究生在毕业时都留在了法制史教研室。”

“听课是去朝圣”

曾尔恕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潘华仿老师。“潘老师在20世纪60年代安徽劳动时因患脑卒中而偏瘫，此后不能自由行走。所以，我和同窗陈丽君与潘老师初次见面是在铁狮子胡同3号的一个当时为文联占据着的老院子中不大的居所里。”谈起潘华仿老师，曾尔恕总是动情。“潘老师的居室窗户很小、光线幽暗，总要开着门，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几乎没有什么陈设。为了争取时间多讲、多听一点儿内容，每每进门后我们与潘老师都不多寒暄，马上进入课堂状态。由于偏瘫，潘老师写字很吃力，但是他总要为每次课准备一大摞讲稿！虽然讲课对象只有我们两个人，但他就像面对一个礼堂的学生那样用力大声讲解，直到口干舌燥。”潘老师因为身体原因行动不便，讲课中间他很少喝水，只是偶尔沾沾水杯、咂咂嘴巴。直到现在，回忆起每周两次走到北太平庄换乘两次车到潘老师家去上课的感觉，曾尔恕和陈丽君都还是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去朝圣！”

在曾尔恕的印象里，潘华仿老师的记忆力卓尔，博览群书且笔耕勤奋，在《英美法论》里即收录了潘老师17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既包括西方法律思想，又包括英美宪政制度，还包括英美契约、侵权、信托、破产、代理等法律制度。“这些文章虽然以英美法为研究对象，但引发这种研究的却不只是探索外国知识的热情；虽然它们体现了个人的一些研究兴趣，但是某些选题的确定又并不总是那么个人化。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也反映着潘老师对中国社会与法制发展的感受，表达了一个学者对这种发展加以回应的努力。”

后来，曾尔恕的硕士毕业论文也参考了10部英文原著，并且刚毕业就在潘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当代世界政治思潮》和《外国法制史》教材的写作。“那时我看的英文原著，几乎全部是我用潘老师的借书证借阅到的。那些书都是20世纪70年代新出版的、只有在北京图书馆才能看到的图书。”谈及这些，曾尔恕仍充满感激之情。

曾尔恕教授

开放的比较法研究

谈及令她印象深刻的老师，曾尔恕立马想到了当年为他们讲授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史的任课老师——许显侯老师。“许老师思想敏锐，在学术思想上敏捷、开放。我想这一定与他祖籍福建沿海，受到了侨乡一以贯之的对外文化交往频繁的传统影响有关。”

许显侯老师关注20世纪的世界法律多元化进程和国家大事， 1981年在《人民日报》《百科知识》上发表过多篇介绍外国法律制度的文章。而在学习与研究的方法上，许老师则提倡比较的方法，“当今世界不同法系、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化是很快的，新兴的部门法纷纷出现，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比较研究就有可能利用这方面的立法经验。”他曾在1986年的《政法论坛》上发表《论比较法学与法制史研究》，强调法制史与比较法的关系。曾尔恕说：“他认为从不同的研究对象看，比较法学与法制史学科不能等同、但又紧密相联。比较法研究需要法制史提供系统科学的史料，法制史研究则需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和比较法的研究成果；比较法学侧重对现代各国和不同法系之间横的研究，侧重抽象概括的研究，法制史学科则着重对法律进行纵的、历史的研究，侧重实体的研究。”正是秉持着这种理念，中国政法大学的外国法制史博硕士论文在后来均无一例外地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学发展提供服务。

在曾尔恕看来，许显侯老师的不保守还表现在他与学界同行保持着广泛、活跃的联系。“他年近70岁还骑着摩托车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登门请法律史名家来校讲课及参加论文的答辩；他介绍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远赴西南政法大学交流取经；1984年他还带队毕业不久的陈丽君和我参加在厦门召开的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二次年会。”正是在这些学术交流中，曾尔恕更贴近地接触了学界的前辈，并与许多外国法制史学界同仁结下了持久的友情。

“学习法制史要坐得住冷板凳”

令曾尔恕难忘的还有曾为她讲授中国法制史、被称为“法大四大才女”之一的薛梅卿老师（其他三位分别是教授婚姻法的巫昌祯、教授刑事诉讼法的严端、教授法理学和宪法的孙丙珠）。曾尔恕提到，“印象深刻的是她每次给我们上课都会带着一大摞沉甸甸的图书资料；下课之前总会留一点时间专门强调加强专业思想的重要性；也常常叮嘱我们‘学习法制史要坐得住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

留校初期，曾尔恕对三尺讲台比较陌生。针对这种情况，她所在的法制史教研室建立了听课制度，不但要求教研室主任听每位老师的课，而且强调青年教师必须向老教师学习、听老教师的课，青年教师之间也要互相听课。在曾尔恕印象中，“薛老师的课讲得很好，不但声音洪亮、表述清楚,并且板书整齐、漂亮。课前她会将自己绘制的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各类图表挂在黑板旁边，课间休息她也会耐心解答学生的提问。一堂课听下来，我们都留下了完整的笔记，不但巩固了课堂知识，也受到了一丝不苟的学风训练。薛老师精深的法制史学专业修养、严谨的授课态度和亲切率真的性格受到同学们的由衷敬佩与爱戴。”在她看来，薛梅卿老师用一生的教学生涯完美诠释了她晚年的表白：“教师的使命是极其庄严的。师德不是口号，并非一时，不能作秀，必须诚实地一生秉持。”这也是一个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教师不凡的“初心”和“使命”。

我的父亲曾炳钧

曾尔恕和法大更多一层的渊源来自她的父亲曾炳钧先生。她这样概括：“我们既是父女，又是师生，还是同事。”

“初到北京政法学院，父亲被安排在研究组学习，1954年分配到国家法教研室准备财政法讲义，1955年被调往国务院法制局协助整理财经法规，曾兼任董必武同志领导的中国法学会筹备会委员。1956年调至国家与法的历史专业，在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成立后，任该教研室主任。”当时研究室严格要求所有课程内容都要经过各教研组的老师集体讨论，每位教师必须制定个人教学和科研计划、写出具有出版水平的教材，鼓励青年教师多做历史科学的基本功，提倡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讲授历史发展规律要让材料说话。“父亲身体力行，在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提交了长篇论文《我国国家机构的民主性质》，并参加了‘中国国家与法’全部讲义的集体讨论，承担了从殷周至秦汉时期法制史课程的讲授。”

而在校党委组织的关于如何办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曾炳钧先生着重强调“办好大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业务水平高的教师，二是必须有好的图书设备。”出于这种认识，他向图书馆积极推荐采购书目、建议图书馆建设好教师参考资料室，并为教研室购买了许多历史与法制方面的古旧书籍。“他认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的研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法学研究工作者必须端正态度掌握方法并群策群力分工合作来进行，才可望真正有所贡献。”

曾尔恕说父亲曾炳钧先生一直秉持“砥砺人格讨究学术，交换思想，以谋中国之解放与改造为宗旨”的观点，一生忧国忧民、追求真理、向往民主进步，直至垂老暮年从未改变。“学校复办之初职称评定尚未进行，父亲与为数不多的老教授们起到了搭建学科研究平台的作用。1979年9月父亲参加了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1980年中国政治学第一届年会上父亲被推选为副会长；1982年第二届年会上被聘为顾问。那时的他虽然已是耄耋老人了，但仍关注学校的进步与发展，坚持参加教研室的会议；他常在家里接待师生，认真地与他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他热忱而严格地指导研究生，给他们开列必读书目，督促他们多读书、读经典并要求写出读书笔记，每次课上都要围绕专题进行讨论和点评；他克服青光眼造成的眼力困难，持放大镜逐字逐句地为研究生修改学位论文；1987年，父亲还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法学博士的论文答辩。”

曾尔恕动容地谈道，“我们毕业留校任教后，父亲依然惦念、关注着我们的成长。记得有一次我在教学楼四楼教室上课，讲课之间忽然发现最后一排竟坐着父亲！他从头至尾听了我的课，并在课后与我进行了长时间讨论。那时的父亲已经82岁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那天我有课，又是怎样拄着拐棍从北太平庄慢慢走到学校、上了四楼。他说过多次，教书不光要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就如同不仅要给求金者金子，更重要的是教会他点金术。垂暮时分他在病榻上握着他指导的学生郭成伟的手的叮嘱，我辈永远铭记，那就是‘一定要自强不息’！”

法大图书馆的“前世今生”

曾尔恕于1997年至2012年担任法大图书馆馆长，在她看来，“中国大学法律图书馆的命运是与国家的法治命运唇齿相依、与大学的法学教育紧密相连的，而法大图书馆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当代法制史的一个缩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新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背景，以及快速培养新型法制人才和法学人才的双重需要，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学校图书馆接受了这些大学的法律、政治类图书，成为最早的以法律、政治类文献为重点馆藏的图书馆。经过10年的发展，1960年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全国26所重点高校之一。后因特殊原因，图书馆处于停顿、瘫痪状态。直至1978年，图书馆才重新建设。

1983年司法部、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高等法学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加速培养法律人才的方针和设想。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初步形成由司法部按大区设置的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5所大学，以及12所综合大学法律系为主干的大学法学教育渠道。为了适应法学教育重新恢复的形势，在司法部的直接指导下，隶属于司法部的五所法律院校图书馆及三所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劳改劳教机构图书馆成立了由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为主任委员馆的“司法部部属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2000年，随着高校体制改革，该协作委员会不再接受司法部的领导，其名称也改为“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委员会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组织全国法律院校及法律部门的图书馆开展法律图书及法律信息的学术研讨和工作交流。”

法大参与其中的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不仅积极助力国内法学教育发展，也格外重视对外交流。2009年5月底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第一次会议，并被列为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当时即达成了每两年在中美两国轮流召开一次中美法律图书馆及法律信息论坛的“香山宣言”。2011年7月，第二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在美国费城召开，曾尔恕还在论坛上做了题为《中国高校法律图书馆的变革与未来发展趋势》的主题发言。如今该论坛已经召开了七届会议，成为中美两国法律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

谈及15年的图书馆工作，曾尔恕感叹，“我所收到的学生给我的有关图书馆最动人的画面是，在冬日蒙蒙的凌晨学生在图书馆外排队等待进馆的长龙。我最高兴的是知道图书馆在师生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师生们能够在图书馆找到心灵的归宿、得到学术真理探求的满足，是我们作为图书馆人的工作的原动力。所以，力求更主动、更全面地满足广大师生在学习、研究乃至文化生活各方面资源及咨询需求，力争将图书馆建成学术交流、知识加工、文化传承的中心，也应当实实在在地成为法大图书馆的目标。”

后记

刚刚整理完曾尔恕老师的采访记录，就看到学校官方微信公号上推送的“八旬入党 一生报国：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之一曾炳钧”，深感学术薪火相传，大学文脉不断。七十载的法大，必将在曾炳钧、曾尔恕等先生开创的事业之上，迎着新时代的大潮，开启新征程。

编辑/栾涛（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