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的年轮在不停歇地走过，玉兰花一年年又吹红新的花蕊。从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创办至今，法大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不平凡历程。70年沧桑变化，70载岁月征程，一代又一代的法大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的先贤前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老教授、老前辈，他们见证着发生在这小小校园中“光阴的故事”，并将“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精神薪火接续相传。他们，是法大最宝贵的财富。

202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之际，党委教师工作部推出了“政法往事”（第二辑）专栏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广泛征集志愿者，联络访谈离退休老前辈，以口述或对谈的方式，共同回顾法大悠悠岁月里最难忘的往事。最终通过广泛征集和集中约稿，精心选取了35篇文章打造该专栏。这些文章，就像悠然的小夜曲，轻柔地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从时光隧道中穿梭而来，每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物，每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而它们，也终将变成所有法大人最为珍贵的共同记忆，并给予我们继续书写法大光辉篇章的温暖力量。

个人简介

被访者：郑禄，法学教授。1962年就读北京政法学院本科，1979年就读北京政法学院研究生，1982年毕业后入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研室，曾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负责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及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委员，在法大求学、教书及从政四十余年,给本科生开设过“刑事诉讼法”课，给研究生讲授过“中国古代刑事诉讼”等课程。

作者：朱亚峰，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教材建设科研究员。

前言

我和郑禄老师有过短暂的交集，那时他已退休，教务处聘请他担任教学督导，这份工作他只做了两年，我们接触的次数有限，但郑禄老师爽朗的笑声、精辟的发言、谦逊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郑老师是干大事的人才，不仅仅满足于听听课，打打分，他还有属于自己更大的舞台。

郑禄1962年在北京政法学院读本科，1966年毕业，1968年响应党“四个面向”（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的号召，被分配到新疆巴州公安局做预审工作十余年。1978年中国政法大学复办，得知招考研究生，郑禄第一时间决定复习考研。当时考研没什么资料，只能翻看带去的笔记讲义。一次偶然机会，他去党校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中央政法干校的诉讼法讲义，发现了1957年没有公开、没有颁行的《刑事诉讼法条例》。那时他还不知道诉讼法，感觉很新鲜，便如获至宝、特别珍惜，用毛笔将每一条法条都抄下来仔细研读。后来这本小册子在考研时帮了大忙，郑禄顺利考上刑事诉讼法方向研究生。

采访结束后和郑禄老师合影留念

他眼中的“四大讲师”

郑禄上学期间，学校刚复办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图书馆，没有教材资料，教室也不够用，有时还要去老师家上课。同学们早晨起来这边读外语，那边戏校练嗓子、敲锣打鼓，学习环境就是这样。然而，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光上课记笔记不行，还得要阅读图书。当时借阅图书只能去孔庙的首都图书馆，借阅期刊则要去雍和宫东南面小胡同里的柏林寺。郑禄提到，那时看一本书太艰难了，基本上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一天，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而且79级大学生没有借书证，全凭老师上课学生记笔记。研究生虽说有借书证，但也只能阅读，不能借出带走。

虽说条件艰苦，但老师们与同学们同甘共苦，上课都很认真，特别是四大讲师各有特色，对郑禄的学业及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以往人们总是津津乐道法大的“四大才女老师”，头一次听到有“四大才子讲师”之说。而他眼中的“四大讲师”分别是欧阳本先、余叔通、程筱鹤和潘华仿。

郑禄提到，这四位先生的共同点是学问好、讲课好、平易近人、做事严谨。四位先生讲起课来都有各自特点。程筱鹤老先生曾在礼堂用略带口音的语调给本科生讲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欧阳本先老师曾讲过“政治经济学导论”和“资本论导言”，他的课程就像磁石一样将同学的注意力都牢牢吸住。潘华仿老师讲“外国法制史”，讲课时每次都是走进教室，眼睛朝着天花板，基本不看学生，只要铃声一响，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课，期间全无闲话都是关键内容，且下课铃一响，多一个字都不讲了，绝不占用学生时间，上课也从不迟到，几十年如一日，整堂课听下来就像一篇大文章。余叔通老师给本科生讲外语，给研究生则讲“刑法”。他的特点是学问了得但谦逊随和、平易近人，且对物质的欲望极低，家里非常朴素。余老师经常和同学们在食堂一边吃着窝头,一边聊天，随时随地指导学生。据传余老师会讲八国语言，他自己则说自己掌握六国语言。当年中国政法大学复办时，由于图书资料急缺，刑诉教研室由张子培老师（刑事诉讼法的奠基人）牵头，整理编撰大量英国、法国、德国等的图书资料，全部由余老师亲自翻译。如今图书馆全套的《审判法参考资料》的落款虽是刑诉教研室集体编写，但实际工作是余老师具体完成的。他当讲师时只有22岁，被当时苏联专家公开称赞，被认为是中国最年轻的刑法学家。

郑禄提到，自己虽没有听过余老师的课，但他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曾和余叔通老师密切共事过一年。那时国家正准备召开“全国普通高等政法院校座谈会”，由国家教委彭佩云和司法部刘复之负责，具体由余叔通牵头，抽调北京大学徐卓士、中国人民大学吴慧国、武汉大学罗明达，他们四人组建了一个工作小组。那会儿郑禄跟着余叔通老师曾去安徽、江苏、上海等多地调研，曾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余叔通老师为政法高教事业发展作出的无私奉献。他忆起当年一件印象深刻的趣事：“去安徽走访时，我跟余叔通老师住在一起，他做事非常投入，有时在梦中突然惊醒，坐起来时还念叨着工作上的事情。做调查研究时要写材料、做简报，全都是他一人在操持，真的是任劳任怨。”

他手中的“管院”

1994年郑禄担任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简称“管院”）领导职务。在此期间，他最骄傲的地方在于他的工作总得到大家的支持。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定位,明确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职责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因此，郑禄刚一到任就确立办事机制：凡事坚持开“两会”。一是院务会，大事做决定时一定召开院务会；二是院长办公会，一般的事情由院长办公会决定。院务会规模较大，会前要有人提议案，跟有关部门协商确定开会时间和议题，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有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都要讲出来。但最后开会时需按党的组织纪律办，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并且在最终执行决议时不得反对。

谈到那段时期的感触，郑禄感慨，“你到一个单位任职，好事会接踵而至，但你要区别开，好事是因你是自然人还是公职人员身份，自然人和公职人员身份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公职你要公办，自然人你要回家办。尤其是作为自然人不要贪，要时刻牢记共产党的本色。共产党员要谋求公共利益，不是谋求私利。”

法学借鉴中的接穗与真木

从事法学教研，郑禄有一套他自己的心得体会。比如对待法律借鉴，他提到，“外国法律好的地方不要排斥，而是要把好的东西介绍过来，必须把它接穗、跟真木嫁接，好比把苹果和梨接穗形成苹果梨，就比单纯的苹果好吃，但你不能把它接在玉米棒上。真正好的东西拿回来，要和中华文明真木相接，接错就没用。有人用中国文字来表达外国的东西，那到底是中国的东西还是外国的东西呢？有人说这个中国没有，这是外国的，比如无罪推定，你去《尚书》里找，‘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不就是无罪推定吗？”

“借鉴中离不开国学文化的支撑，借鉴后还要引来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进行灌溉和滋润。”郑禄这样表达的底气正来源于他扎实的法学、史学知识、文字功底及十余年司法实践的历练。

采访进行中，坐在郑禄老师旁边的是其爱人陈丽君老师

开创性工作中的执著与坚守

在1988年担任法律系负责人时，郑禄是法学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者。教学计划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让教师们讲课有据可循、学生们学习明确重点，并能有效搭建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满足公检法司各部门工作的需要。

然而教学计划的制定过程也是怎一个“难”字了得。在制定过程中，必须要综合考量教学时长、课程种类及占比、授课教师专业特长、课时分配、教学工作量和职称评比等多种因素，还得经反复沟通商讨才能最终报到学校讨论通过。为此，郑禄经常是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晚上无法入眠，白天还得打起精神给老师解释、做工作。

郑禄提到，“当时的想法是四年下来，每年有52周，寒暑假差不多10周，加上节假日等再去掉2周，总共去掉12周，40周就是所有可耕地呀。每天8个课时，每周6天，一周48课时，每学期20周就是960课时，再乘2，就是1920学时。计划制定不能超这个时间，再根据社会需求等大概分五大块。体现国家指导思想的课程（政治课）要列在前面，大约占20%，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形式逻辑、共运史或党史。专业基础课也非常重要，包括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律思想史等四史，他们合并得好可以省下很多课时。专业课包括宪法、法学基础理论、行政法；刑字头课程包括刑法、刑诉、侦查、犯罪心理学、劳改法、法医学；民字头课程包括民法、民诉、经济法、婚姻法、审计法、会计法；国字头课程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此外还有仲裁，仲裁可以讲课也可以搞讲座。公共课包括司法文书、大学语文、外语、体育；此外还有拓展课，便于学生发展技能的课程，大概有7~8门，这些都纳入教学计划。最终五大块占比，专业课不少于总课时51%，政治课不少于总课时20%，专业基础课占15%，公共课大约占10%，拓展课灵活掌握。”

而在学校侦查专业的设置上，郑禄当时更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干成”。作为提出这一想法的人，他表示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叫中国政法大学，冠以‘中国’两字，就得有侦查学的一席之地。”在他锲而不舍的坚持下，其凭借超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从容开放的法律思维，豪爽仗义的性格为人和出众的口才，抱着事必成的决心和干劲，在与其他老师和部门的通力协助下，历经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将侦查专业还有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一块落地。从有想法到实际落地，其中的甘苦和曲折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

郑禄对中国政法大学有着深沉的记忆和浓厚的情感。他在法大求学问道，根植于中华法系这片沃土，不知疲倦地汲取知识。学成后他又用骄人的教学业绩和出色的管理工作回报母校。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这里，无怨无悔，不计得失。无论是从事法学教学还是行政管理工作，他都游刃有余，成绩斐然并乐享其中。同时，他还是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这是对他工作最好的肯定和嘉奖。

后记

此次采访，郑禄老师答应得非常爽快，让访谈新手的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放松下来。虽然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加之上个月因参加学校博士论文答辩导致腰部些许不适，但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依然精神矍铄，谈话思路清晰，滔滔不绝，谈起法大的人和事仿佛历历在目。整个访谈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仍意犹未尽，但我们实在不忍心再叨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郑禄老师和法大结缘四十余载，他求学问道在此，教书育人在此，教育管理在此，凭着对法大深沉的热爱，兢兢业业，甘于奉献，对法大可谓情深义重。

此外，感谢学校档案馆王子聪拍摄的采访照片及对本文的协助。

编辑/栾涛（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