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的年轮在不停歇地走过，玉兰花一年年又吹红新的花蕊。从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创办至今，法大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不平凡历程。70年沧桑变化，70载岁月征程，一代又一代的法大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的先贤前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老教授、老前辈，他们见证着发生在这小小校园中“光阴的故事”，并将“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精神薪火接续相传。他们，是法大最宝贵的财富。
202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之际，党委教师工作部推出了“政法往事”（第二辑）专栏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广泛征集志愿者，联络访谈离退休老前辈，以口述或对谈的方式，共同回顾法大悠悠岁月里最难忘的往事。最终通过广泛征集和集中约稿，精心选取了35篇文章打造该专栏。这些文章，就像悠然的小夜曲，轻柔地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从时光隧道中穿梭而来，每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物，每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而它们，也终将变成所有法大人最为珍贵的共同记忆，并给予我们继续书写法大光辉篇章的温暖力量。
个人简介
被访者：屈超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85年7月获得四川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师从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1996年7月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制史。
作者：韩文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党委书记；磨赛珂，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前言
1996年屈超立教授自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回首在法大的近三十载，他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以奉献启迪学生的心灵，躬亲传递学以致用的社会责任感；他在中国法制史的学术研究领域心无旁骛，用心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属于中国法制史的文化自信。
漫漫求学路，贞贞史学志
因家学渊源，屈超立教授自幼嗜好史学。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家中囤了许多书，屈超立教授也因此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而各类书籍中，他最喜历史，“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历史方面的知识，还记得那时候读《古文观止》，虽然只能算是囫囵吞枣地读，但非常受启发，总觉得这些名家的文章写得非常精炼，思想很受冲击，从中引发思考。”上学时，他酷爱《三国演义》《水浒传》《水浒后传》，《史记》《汉书》等典籍也时常翻阅，《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这些经过多年反复锤炼的武侠小说更是读了不少。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在屈超立教授看来，史学和国学基础的奠定都离不开勤下“背功”。“像胡适先生那个时代的学者，为什么国学基础那么扎实，就是因为从小就要背书，熟背四书五经，而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三个半精通英文的’辜鸿铭先生也是一样，能够把歌德等经典作家的文章和诗歌倒背如流。学习真是要靠这个功夫，一定要背才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因趣而发的阅读习惯贯穿了屈超立教授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也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学逐渐恢复招生。出于对中国历史的偏爱，屈超立教授在报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历史。对此，他坦言，“我是确确实实喜欢中国历史。”在四川大学就读的七年间，他沐浴着川大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学风，全身心沉浸在对中国历史知识的学习之中，如饥似渴地阅读，并将其视为最大的乐趣。谈及此，屈超立教授感慨：“川大七年严格的专业训练，包括古汉语基础得到进一步强化，为我后来研究中国法制史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993年出于对法制史的兴趣、对中国古代法制状况的好奇，怀揣着学习历史以致用的广阔胸怀，屈超立教授选择了报考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法制史大家张晋藩先生。“那时我就希望，从历史中汲取一些对现在有借鉴意义的、能够发挥现实作用的东西，而我想，对现在最有价值的应该就是法律方面的借鉴。”谈及他的导师张晋藩先生，屈超立教授则是满怀深情、充满景仰与赞誉，他说:“我的导师张晋藩先生可以说影响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走向，他写了那么多的书，我们从照片上能看到那不只是著作等身了，真的是书比人还高了一大截。现在谈起对中国法制史研究最顶尖的一定是咱们学校了，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而这与张晋藩先生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
回忆起张晋藩先生的时候，屈超立教授提及一个细节:“张先生做学问做得很扎实、很刻苦，以前林中老师在世的时候，他们伉俪早上六点钟就起床，简单收拾一下，六点半或者七点左右两个人就开始写作了。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彼时的法律史研究谓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而张晋藩先生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之后，创造性地提出了“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学术观念，这对后来学界重新认识古代民法、民事诉讼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张晋藩先生的引导下，屈超立教授的博士论文选题也聚焦在了宋代的民事诉讼方面。
屈超立教授2009年在云南大学参加全国政治学与行政学博导论坛时摄于云南
孜孜研习涯，勤勤传道者
法制史是中国政法大学最早招收博士研究生的专业之一，20世纪90年代，因博士生导师数量少，所以各所大学的博士生招收名额都很稀缺，当时法大全校总共只招八个博士研究生，可见其竞争的激烈程度。“那个时候博士生都住在一号楼，我住的302房间，就是三楼靠东边第二间，马怀德校长就住在斜对面，我入学那一年他刚毕业，还有陈瑞华教授住在我隔壁，他大概比我早入学一年。”回想求学那三年的时光，他感叹，“那三年是真正专心致志在读书，现在回想起来，写博士论文实实在在是个痛苦的过程，确实很不容易，非常累，真正写起来也是压力山大，但是咬咬牙扛一扛就过来了。”
屈超立教授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宋代民事诉讼，除与张晋藩先生的影响有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宋史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基础。毕业以后，屈超立教授选择了留校任教，他的博士论文也被改编为《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出版，引发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与文化自信之间密不可分。“现在我们强调文化自信，提得非常及时和必要。文化自信首先源于几千年来延绵不断、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历史。其中，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法制史是十分重要、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领域。对法制史的研究本来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张晋藩先生是主要奠基人，带领我们塑造了这一领域在国际上的绝对话语权和影响力。所以，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潜心做好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也要致力于文化的对外传播。”谈及自己的著作也引发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屈超立教授谦虚地摆摆手说，“能有这些积极的反响，能为传播中国文化尽绵薄之力，我还是很欣慰的。”
屈超立教授2021年8月采访现场 中为屈超立教授，左为磨赛珂，右为韩文生
切切师者心，谆谆诲生言
从求学到任教，转眼已在法大数十载。白驹过隙之间，屈超立教授陪伴了一届又一届的法大学子，也见证着他们的不断成长与蜕变。他谈及二十多前与学生的一次讨论，仍是历历在目、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组织学生讨论科举制度的问题:是不是因为科举制度让读书的人都去读四书五经而不去研究科学技术问题了，从而科举制度阻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学生们对此讨论得很热烈。有一个学生在发言时提出，科学技术在古代主要是从劳动实践中产生，古代读书人有其自身使命，既是社会分工不同，也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所以科举制度的发展并没有影响科学技术发展，反而是一个社会稳定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能够从科学技术在古代社会的来源和社会的分工等多方面具体地去分析科举制度的作用，屈超立教授认为这样的学生很有自己的思考，“虽然他是本科生，但能够提出这些认识，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这样的学生真是很不错的。”
在谈及法大学子的独特精神气质时，屈超立教授脱口而出，“我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归纳为四个字—‘经世致用’。无论是咱们的法学学科，还是政治学学科，都是和国家治理、社会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所以咱们的学生和社会互动也比较多，能够主动、深入地接触和了解社会生活，社会活动能力、办事能力也都挺强，学以致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这样的精神，在法大是一脉相承的，相信今后的法大学子还会继续发扬光大。
而在提及如何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大学生时，屈超立教授认为读书能力对于每一个学生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读书能力主要体现为理解能力、怀疑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方面。学生应当在阅读中怀疑、批判，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持之有据、言之有理。而培养创新能力的同时更应当扎根传统文化，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经验，并树立文化自信。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学生也应当充分运用网络视频资源，并多主动与老师交流，通过互动更加有效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屈超立教授感慨，“学生在校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时光非常宝贵，而不管是学生时代还是未来都要多多读书。因为知识是日新月异、不断发展进步的，我们只有永不停歇地坚持研究、终身学习，才能始终跟上这个伟大的时代。”
后记
在这次访谈过程中，屈教授的睿智、乐观、自信、幽默再一次深深感染了我们，那是一种从历史中走来的透视古今的力量，屈教授在求学之路上，从自己恩师的人格魅力和卓越建树中找到了奋进方向，同时，他又以自己的独到心得传道授业、教书育人，这便是师道传承，老教授们孜孜不倦赓续的正是真正的法大精神。
编辑/栾涛（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