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的年轮在不停歇地走过，玉兰花一年年又吹红新的花蕊。从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创办至今，法大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不平凡历程。70年沧桑变化，70载岁月征程，一代又一代的法大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的先贤前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老教授、老前辈，他们见证着发生在这小小校园中“光阴的故事”，并将“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精神薪火接续相传。他们，是法大最宝贵的财富。

202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之际，党委教师工作部推出了“政法往事”（第二辑）专栏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广泛征集志愿者，联络访谈离退休老前辈，以口述或对谈的方式，共同回顾法大悠悠岁月里最难忘的往事。最终通过广泛征集和集中约稿，精心选取了35篇文章打造该专栏。这些文章，就像悠然的小夜曲，轻柔地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从时光隧道中穿梭而来，每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物，每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而它们，也终将变成所有法大人最为珍贵的共同记忆，并给予我们继续书写法大光辉篇章的温暖力量。

个人简介

徐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法学家。中国经济法学科奠基人、开拓者，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1984年和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牵头先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法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1985年创建我国法学院校中的第一个经济法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为我国的经济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

严端，江苏省南通人，中国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时建中，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前言

今天，恩师徐杰教授逝世一周年。我很想念恩师和师母严端教授。写了几件小事，怀念恩师和师母的教化与呵护。

徐老师的嗓门真的很大

1991年9月到1994年3月，我在法大攻读经济法硕士学位。那时，研究生是由导师组集体指导的，直到撰写学位论文时才根据选题确定论文的指导老师。所以，我们91级经济法专业11位同学与本专业的所有导师都很熟悉。除了在课堂上接受老师们授业解惑，还会在校园随时偶遇，甚至会被老师们叫到家里耳提面命，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令人怀念。我那时是91级经济法专业的学生负责人，与徐老师和戚天常老师、黄勤南老师等接触交流非常多。

徐老师时任经济法系主任，经常把各种学术活动的最新动态带给我们。20世纪90年代初，通信并不发达。91级硕士生住在一号楼，我和其他三位同学的宿舍在该楼三层西段的312房间。一号楼101房间是传达室，只有一部电话，接打电话非常不方便。至于移动电话，那时的我闻所未闻。徐老师有事找我，若打不通电话，就会直接疾步来到宿舍楼。上了二楼，站在二楼的东段楼道门口，中气十足地大声喊我的名字，响彻整栋宿舍楼。有时候，同学们还模仿徐老师喊我。徐老师的声音大小是有规律的，事情越严肃，嗓门越大。当然，徐老师唱歌时嗓门同样很大。很幸运，我多次听徐老师高歌过《九月九的酒》。

可惜，我再也听不到徐老师喊我的声音了。

徐老师鼓励我吃了一个猪肘子

我很幸运，在读博期间，经常跟随徐老师参加学术会议，帮助徐老师准备一些会议材料，收获极大。每次和徐老师讨论完相关话题，都有机会改善伙食，或者留在徐老师家里吃饭，或者在法大第二食堂—贵友酒家就餐。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能在贵友酒家吃饭，非常令人期待。在硕士后期、整个博士期间，乃至徐老师去世之前，跟着徐老师蹭吃无数。对这些往事我记忆犹新，例如，大概是在博一的某一天上午，我在徐老师家里准备一个会议发言稿，快到中午时，徐老师提议到贵友吃饭。我们师徒俩坐在一个两人的餐桌，徐老师点了贵友酒家的一个名菜—“荷香肘子”。徐老师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一点肘子皮，在他的亲切鼓励下，整个肘子被我消灭得一干二净。

每次和徐老师一起吃饭，在他慈祥的关切目光下，我总是吃得那么肆无忌惮、酣畅淋漓。

被我弄折一条腿的小方木几是徐老师亲手制作的

自我1991年来法大学习和工作之后，亲历了徐老师两次搬家。第一次是从学校北门附近不足40平方米的两居室搬到了新家属区近百平方米的三居室，第二次则是搬离学校家属区入住工体附近。无论是蜗居在两居室还是居住在家属区的三居室，徐老师家沙发边上总有一个黄色的小方木几，大概有60公分高，桌面或许有40公分长、30公分宽，由四条纤细的木腿支撑着。

我去徐老师家接受耳提面命或者帮徐老师准备材料、校对书稿时，多数是坐在沙发上，把纸质资料、书稿或者后来的电脑放在这个小方木几上。有时，徐老师会把给我准备的水果也放在木几上。甚至，我和徐老师在这个木几上共进过多次午餐和晚餐。

可是，大概是2002年的一天下午，我和徐老师一起修改文章，要把这个小木几搬到沙发前用来放置资料。一不小心，我被地毯绊了一下，身体失衡之后，这个小木几只有一条腿着地，一下把这条腿给弄折了。当时，我真的很紧张、自责。

师母严端老师一边安慰我，一边讲了这个小方木几的来历:徐老师当年被分配到京郊一家工厂，在那里，徐老师学过做木工活。这个小方几就是徐老师学做木工后期的作品，好像也是徐老师留下的唯一木工作品。这段经历，我只是零星地听严老师讲过。徐老师从未和我提及过。我虽然好奇，但也没有主动问过徐老师。

徐老师虽然从未向学生们提及那20年的具体经历和艰难境况，但是，徐老师经常说他很羡慕我们有这样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他自己重回讲台时已经45岁了，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失去的补回来。

我理解，徐老师不想被过去羁绊，而是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告诫并激励我们要珍惜时间，要坚持学习，要追求学术进步。

严老师对我和徐老师合作的手稿有些“鄙视”

在个人电脑普及之前，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写作就是“爬格子”。那时的稿子有两种，一种是400字的稿纸，一种是800字的稿纸。“爬格子”不像如今用电脑写作这么随意，正式的稿纸不是随处可得，质量高一些的稿纸更是难求。我记得进入写作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阶段，学校都要给同学发放稿纸，得节约着使用。现在用电脑写作，觉得不合适，直接删除即可，即使有修改，也看不出痕迹，除非专门为了留痕而使用修订模式。当年“爬格子”下笔之前要认真遣词造句，否则，后期修改之后，纸质的稿子会面目全非到自己都难以识别的程度。为了便于识别，徐老师还专门教我使用编辑修改的符号。我一直认为，在稿纸 “爬格子”比电脑写作更锻炼文字能力。

硕博期间，在帮助徐老师准备材料时，往往是这样的过程:根据主题先列出文章的提纲，徐老师先给我讲每一部分的主要观点、内容和思路。基于徐老师的这些指导，我在熟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开始“爬格子”。我把写好的初稿带到徐老师家，请徐老师审阅。徐老师背靠沙发，一页一页地看，一页一页地提出修改意见。我则坐在沙发上，趴在前面提到的小木几上，一页一页地修改。徐老师认为我修改得不到位的地方，则像我一样，也趴在小木几上，亲自动手修改。因为是在稿纸上修改，无论是删除、插入、重新排序，都要呈现在稿纸上，有时，稿纸的留白部分不够，还得接一块甚至几块纸补丁。一篇文章往往要经过多次修改，稿纸常常是目不忍睹。

有一次，在徐老师家用了一个下午修订了一份已经修改多次的稿子，稿纸就像被涂鸦过一样，只有我和徐老师可以完整地阅读下来。有时，我们也不能保证阅读流畅。那天严老师下班回来，看到了我们的稿子之后，有些大惊失色，连声说脏乱差得难以置信，谁编辑我们的稿子，谁都会晕倒。严老师一边“笑话”着我们，一边把她自己的手稿展示给我们，很得意地让我和徐老师欣赏。我记得是严老师和陈光中教授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的部分手稿，整洁到难以置信，没有一处修改的痕迹，稿纸的留白处没有一个编辑符号。徐老师硬说我们的手稿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转过身，徐老师小声对我说，我们学不了严老师。严老师手稿的整洁，证明了严老师的严谨。我和徐老师的手稿虽然“一塌糊涂”，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徐老师的一丝不苟。后来，严老师指导我，若文章的难度较大，一定会反复修改，可以考虑用铅笔来写，不合适就用橡皮擦掉，这样就可以保证留在稿子上的文字就是自己最想表达的。但我深知，如果学术功力不够，思考不够深入，逻辑不够严密，做不到字斟句酌，即使用铅笔和橡皮，稿纸也难以像严老师的那样整洁。

遗憾的是，严老师的手稿现在不知在哪里?若能找到，可以保存在图书馆或者校史馆，让大家一睹“法大四大才女”之一的学术风采。

我陪徐老师和严老师最后一次离京外出

2018年11月23日，是徐老师和严老师生前最后一次离京外出，前往广州。这次外出，策划了很久，主要是徐老师考虑严老师对长途旅行的承受能力，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出行。这次出行，由我一人陪同85岁的徐老师和84岁的严老师，用如履薄冰形容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并不夸张。

当天我们搭乘CA1372航班，14点从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起飞。按照我的出行习惯，提前两个小时即可。可是，徐老师在10点左右就告诉我，他和严老师要出发了。我匆忙收拾行李、约车，还是比徐老师他们晚到了半个小时。到了机场才意识到，徐老师和严老师之所以提前很多赶到机场，就是因为自觉行动不再快捷，早一点到，可以更从容地办理相关手续，也可以减轻一些我的压力。

在机场贵宾休息室找到座位后，徐老师为严老师取了一杯茶和一点水果，我为两位老人拍了合影，并请服务人员帮我们三人拍了合影。可能是太久没有远行了，严老师在休息室显得有些不安。距离起飞还有近一个小时的时候，徐老师就提议前往登机口等候。在登机口，我给严老师拍了一张单人照。严老师过目后，说我把她的眼睛拍小了，让我重拍，严老师当时的表情既严肃又可爱。登机之后，严老师反倒放松了些，对窗外的景色很感兴趣。我现在隐约记着，严老师在飞行中没有睡觉。到了广州，没有办理入住手续，直接到了当地好友预定的餐厅。徐老师和严老师都有一些疲倦，但是依然关心晚辈们的近况。其间，严老师几次问我何时返京，问她和徐老师何时返京。因我25号在京有会，24号即返京，未能留下陪两位老人。按原计划，徐老师和严老师要在广州多待几天。可惜，严老师已经不习惯在外，徐老师也不想给当地学生添麻烦，两位老人25号就返回了北京。

回忆起这次远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与师母和恩师的最后餐聚

师母严老师是在2020年6月24日早上去世的。2020年6月18日中午，我有幸和徐老师全家在中国大饭店共进了午餐。听徐老师家人讲，这是严老师最后一次外出聚餐。我忘记了从何时起，每一次和徐老师、严老师吃饭都要拍照留念，可惜这一次我只和徐老师合了影。我现在还能回忆起严老师坐在饭店大堂的沙发上侧着身子和我打招呼说再见的情景。

2020年9月17日晚，我和几位同门师弟师妹陪徐老师和段瑞春老师在中国大饭店小聚。那天，徐老师的精气神远不如从前，满脸疲惫，但是并无大恙。如同过去一样，徐老师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张消毒纸巾，特别提示并监督我擦了手。为了活跃气氛，我们还起哄鼓励徐老师喝了三小杯白酒，大概有半两。段瑞春老师和徐老师都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主要领导，段老师曾作为中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参加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期间，我邀请段老师专门以此为主题，到法大做一次讲座。徐老师认为，段老师的讲座以史为鉴，很有必要，要求我组织好。徐老师还和我们一起回顾科技法、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的发展历程，同我们一起海阔天空地漫议了中美关系。临别时，我们还和徐老师约好了过一段时间再聚。

9月20日，徐老师因为心脏不适住入协和医院。因为徐老师不仅无器质性的问题，而且最近一次体检的指标都非常好，所以，我们认为徐老师住院休息几天就可以康复了。未曾想，心力交瘁的徐老师竟然在2020年9月23日早上去世。不足百日，师母和恩师相继离世，心扉痛彻，无以言表!2020年9月17日的小聚，成了我们和徐老师共进的最后一次晚餐。

严老师去世之后，徐老师非常平静但认真地告诉我，他和严老师生前有共识，百年之后，要把骨灰撒在南通的入海口。徐老师当时还说了很具体的撒放位置，应该是南通市狼山附近的入海口。

听了他们返归纯净的决定，较过去，我对徐老师和严老师荣辱不惊人生态度的理解又深入了一些。我想，或许恩师与师母的学识、涵养以及曾经沧海的人生经历，让他们如此淡然于心、从容于表。

(2021年9月23日)

编辑/栾涛（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