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的年轮在不停歇地走过，玉兰花一年年又吹红新的花蕊。从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创办至今，法大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不平凡历程。70年沧桑变化，70载岁月征程，一代又一代的法大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的先贤前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老教授、老前辈，他们见证着发生在这小小校园中“光阴的故事”，并将“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精神薪火接续相传。他们，是法大最宝贵的财富。
202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之际，党委教师工作部推出了“政法往事”（第二辑）专栏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广泛征集志愿者，联络访谈离退休老前辈，以口述或对谈的方式，共同回顾法大悠悠岁月里最难忘的往事。最终通过广泛征集和集中约稿，精心选取了35篇文章打造该专栏。这些文章，就像悠然的小夜曲，轻柔地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从时光隧道中穿梭而来，每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物，每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而它们，也终将变成所有法大人最为珍贵的共同记忆，并给予我们继续书写法大光辉篇章的温暖力量。
被访者：
江兴国，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政法学院1962级政法系本科生，中国政法大学1979级中国法制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中国法制史，曾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党总支副书记兼副主任、校教务处副处长、教务处处长。
采访者：
靳向丽，现任职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校办公室档案馆，副教授。
前言
江兴国出生于1943年，祖籍安徽安庆，是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沐浴新社会的阳光雨露，在社会主义只争朝夕的氛围中学习、成长。他从1958年9月1日起开始每日写日记，一写就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积淀成厚厚的历史资料。如今，他已经退休18年，却仍时常翻阅这些日记，追忆一同成长的玩伴，共同学习、工作的同学、同事，回味激荡心灵的往日时光。而使他最无法割舍和忘怀的，是中国政法大学。
初心一片报考，投身政法
1950年8月，因时任工程师的父亲调入国家铁道部工作，江兴国举家搬迁至北京。他小学一年级开始在北京读书，初中就读于北京市第四十四中学，成绩优异保送升入北京市重点中学之一的北京市第八中学读高中。1962年高考，他被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录取。从此，这里成为他事业和工作的起点。江兴国是在9月2日来北京政法学院报到的，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 1962年9月2日 星期日（农历壬寅年八月初四） 晴
早晨8点提着行李乘19路换16路去政法学院报到，刚下16路汽车，在学院路口就有政法三年级学生“迎新”，领我进去到报到处，同时转了户口关系、粮油供应关系、团关系，还领了校徽。我被分配到四号楼322号宿舍，共七个人，四张床（有三张是双层的，一张是单层的），我就睡在单层床上，床紧靠在门口，把一切办理清楚后，就离校回家。离校时才10：10。到西直门张永祥家找他，把我校内通信地址告诉他。又去西单，买了本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旧书，0.14元），这本书原有者也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系的（上届），学校公布了一份参考书表，希望同学自行购买。……由于今天才把行李搬去，环境还很不熟系，新同学还不认得，所以今晚有必要回去睡，虽已晚9:00多，还是决定回去，到校晚10:10。”
1962年9月2日日记
回忆当年入校的情景，江兴国依然印象清晰，“当年的北京政法学院校园建有苏联风格的教学楼，还有四栋宿舍楼，其中，1、3、4号楼是男生宿舍，2号楼是女生宿舍。现今4号楼已拆除，1、2、3号楼于2019年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那会儿还有400米跑道的田径场，标准足球场、篮球场，并建有小滇池、假山和果树林，以及1965年夏天同学们参与建设“挖”出来的游泳池。学校虽然小巧但布局合理，校园环境在北京市高校也属上乘。当时全校校师生员工1700人，教职工一百多人，不到200人，并不显拥挤。”
江兴国所在政法系学制五年，三年级时学校宣布改回四年制。因种种特殊原因，当年延迟了一年毕业，后又被要求暂缓报到、在学校等候报到一年，所以直到1968年8月他才离京赴广西工作。这样，前前后后，他实际在北京政法学院整整学习生活了六年。
1966年5月16日郑州毕业实习合影
响应祖国号召，服务基层
按照今天的语境，一位北京籍的学生，奔赴偏远、相对落后的广西工作，是极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江兴国这一代人，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一代。服从组织分配，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每个人的基本信念，是当年大学生走向社会的义不容辞的使命。
江兴国在广西桂林地区永福县寿城人民法庭工作，初任书记员。基层法庭只有庭长和书记员两人，庭长是土改的老干部，没学过法律，又经常被县里抽调其他任务，江兴国是全县唯一的政法学院科班毕业大学生，被当成宝贝，长期独立办案，基层法庭工作十一年，办案审案，双脚走过广西的群山峻岭，办理过涉及山林、水利、土地纠纷及夫妻离婚等各类民事案件，通过裁断争议、耐心调解，息讼止争，保护群众的民事权利，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提起当年的基层司法工作，江兴国感慨道，“做好政法工作的核心是服从党的领导，时刻注意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学会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按党的政策办事。”正是在基层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他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丰富了人生阅历，也提高了工作能力。
1982年，1979级复办后第一届法制史研究生毕业班老师和同学毕业合影。
（前排老师：左起许显侯、潘华仿、曹海波、曾炳钧、刘保藩、薛梅卿；后排学生：左起郭成伟、江兴国、郑治发、沈国锋、陈丽君、曾尔恕。）
考研顺利归队，重返母校
广西永福县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是艰苦的，工作之余，江兴国时常思念起大学时光，思念北京政法学院精美的校园，想念那些尊敬师长、意气风发的同学。他渴望再次走入校园升华自己的知识，更渴望用先进的法学理论把自己从基层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加以梳理、总结，为国家法治建设多贡献一份力量。
对母校与日俱增的怀念之情，使他与母校的师友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给予江兴国直接帮助的是学校党史教研室的何长顺老师。何老师是北京政法学院60届毕业生，江兴国与他一直有书信往来。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政策出台后，江兴国一直关注北京政法学院复办的信息，经常给何老师写信询问学校复办的情况。终于，在1979年3月17日，江兴国收到何老师的信，附有母校招收研究生的《招生简章》，何老师在招生简章上写了四个字：“供你参考”。
几经踌躇，江兴国选择报考法制史专业中国法制史研究方向研究生，此时，他离开学校已逾十年，复习资料十分欠缺，好在当年学校发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曾炳钧主编）教材始终未丢，最后成为江兴国备考的宝贵资料。
江兴国通过永福县教育局报名，学校收到报名信息后邮寄考卷到永福县教育局，他于1979年6月1日参加考试，并在同年8月底收到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此时此刻，江兴国激动和喜悦的心情难以自抑，步原韵吟诗道：
“妖娆南疆水未寒，
峥嵘北国佳音传，
寒霜再染香山叶，
我乘金风凯歌还！”
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六岁，他的儿子也已经一岁了！
2021年6月17日接受采访，左为江兴国老师，右为孙如虹老师
失去光阴重夺，振兴、振兴！
重返母校，百废待兴。作为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第一次招生，学校共招收了大学本科生404人，研究生35人。本科生年纪最小的15岁，最大的27岁；研究生年纪最小的23岁，最大的38岁。这也是北京政法学院首次较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横跨哲学、经济学、法学三个一级学科。其中法制史专业招收4名研究生，江兴国和郭成伟主攻中国法制史方向，陈丽君与曾尔恕主攻外国法制史方向。
虽然条件有限，但这丝毫难不倒江兴国和他的研究生同学们，他们大多数经历过基层的磨砺，已经习惯了艰难困苦的环境，他们要做的，就是拼命学习，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用自己的行动，振兴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事业，振兴学校！“振兴”，是最大的关键词。
当时学校对复办后的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视，配备最强的师资力量。法制史学成立由曾炳钧教授总负责的七人导师组，曾炳钧教授是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建校初期“四大教授”之一（另外三位教授是吴恩裕教授、严景耀和戴克光教授），其余成员包括教外国法制史的潘华仿和许显侯老师，教中国法制史的刘保藩、薛梅卿、沈国锋、郑治发老师。1979年，曾炳钧教授已经75岁高龄，仍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加教学活动，认真听取学生的学习心得，并给予耐心指导。担任讲授各门专业课的老师有程筱鹤、赵振宗、夏吉生、张浩、甘绩华、杨伯攸、杨鹤皋、林中、凌力学、杨荣、陈延顺、徐飞、欧阳本先、涂继武、卢一鹏、高潮、赵中乾、宁致远、白玉荣、张尧、蔡秀珍等一批优秀老师。
诸位老师为讲好课都做了详尽的准备，提出问题启发大家的思考。学生也带着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结合理论予以阐述。课堂教学之外，老师带领同学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与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许多造诣颇深的老师及他们的研究生交流，与来访的日本学者交谈扩大视野。学校还破格允许研究生与老师们进入图书馆查阅资料。这个时期，江兴国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1997年5月10日中国法制史教学研讨会
前辈精心栽培，孜孜教诲
江兴国难忘法大前辈大师们指导其完成毕业论文的过程，由此也可以充分感觉到这些法学大师对晚辈教诲之严格，关怀之切切！
薛梅卿老师协助曾炳钧教授指导江兴国的毕业论文写作。江兴国的毕业论文曾选题试论《唐律疏议》中法学原则或《临时约法》的历史地位，老师们审议后劝江兴国说前一题论述太广泛，容易落空；后一题写的人较多，不易出色。江兴国遂后选定论述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制度。薛梅卿老师从上海复旦大学叶孝信老师处，得知关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原始资料，存放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特批准江兴国赴沪查阅史料，为此，从教务处不多的教学经费中申请调研经费4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江兴国对这笔费用不敢乱用，在上海三个月，只花掉265元，余下135元交回教务处。
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查阅资料期间，法院为保护珍贵的会审公廨资料，只允许看、不许复印，江兴国只好老老实实地抄录。抄录期间写信给曾炳钧教授与薛梅卿老师汇报抄录情况，二人均及时回信，详细指导如何利用好资料。
回到北京后，江兴国数易其稿，最后定文《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论》。曾炳钧教授几次审阅论文稿件，提出重要指导意见，薛梅卿老师更是亲自批阅论文，给予具体的指导。刘保藩老师、郑治发老师、沈国锋老师都审阅了论文稿件，提出具体意见。薛梅卿老师又带江兴国拜访当时在人民大学工作的张晋藩老师，请张老师过目尚不成熟的论文，张晋藩老师审阅后肯定了论文，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悉心听取诸位老师的意见后，最终江兴国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第一批法学硕士之一。
2000年6月江兴国讲授中国法制史
薪火接棒相传，贡献母校
三年研究生学习，江兴国深切感受到这些学养深厚、融贯中西的前辈大师们崇高的人格魅力，他们不但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传授法学知识，拓宽江兴国的法学视野，同时也塑造他踏实、严谨的治学方法，更使他认识到，担起薪火相传的责任，向后人传授法治精神和法学知识，是自己余生的光荣使命，所以，尽管当年北京政法学院条件艰苦，江兴国仍然积极响应学校招考研究生以充实教师队伍的初心，和其他几位同学一道，毅然舍弃仕途道路，从事法学教育工作，并在学校兢兢业业工作二十年，为母校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留校工作前十年，江兴国在法制史教研室工作，先后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中国法制史、近现代法制史、中国监狱史、古代检察和台湾司法制度（讲座），与新老政法人一道，撑起了一片具有法大特色的学术天空。自1991年起，转从教学管理工作，先后担任校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先后推动制度《教材管理、供应工作暂行办法》《先进教研室评选办法》《优秀教师评选办法》《优秀教学成果评审管理办法》《优秀教研室主任评选办法》等多项创新制度，并大力推进本科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积极选拔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及青年学科带头人，为2002年《学分制管理条例》的发布实施做出贡献。曾多次因本科专业增加或变动而修改教学计划，以适应教学需要。参加北京市受国家教委委托历时数年制定《<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研究与实践》重大科研项目，并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作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江兴国淡泊名利，以其辛勤的付出，为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被国家认定为“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作出了大量开拓性、基础性的工作。
抚今追昔，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耄耋之年的江兴国感慨地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即将七十周年，我到学校也六十年了。自62年入学，至03年退休，除在广西工作11年外，一辈子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我热爱这个学校，也为学校的健康发展由衷地高兴，政法大学寄托了我们毕生的心血，祝愿中国政法大学越办越好，也希望将教师教书育人、学生勤于实践的法大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后记
对江兴国老师的采访，约在他学院路18号楼家里。家中宽敞明亮，站在阳台窗前可以俯瞰学院路整个校园。阳台辟出一方小天地，江老师的爱人孙如虹老师种植了一圃花草绿植，江老师疲劳时养心自怡。
都说人老了会有两件宝：老伴儿和回忆！果然如是！
孙如虹老师是绍兴人，江南女子的温婉糅合北方女子的爽利，令人亲近。江老师和孙老师都很喜欢笑。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绍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机缘巧合相遇在广西永福小山村，就此结缘相伴至今。江老师返校任教后，孙老师在学校法学教研室资料室工作。
“我的服务对象不只是江老师”，孙老师笑着对我说。她清晰地记得80年代老师们来上课前很喜欢齐聚资料室，查阅最新资料，就法学观点争论商榷。“讨论很热烈，有的时候甚至很激烈，用今天的眼光看，都是法大的泰斗级、大师级学者”！她再次笑着说。
江老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回忆述说历史，逻辑清晰缜密，涉及到具体时间、准确事件名称。支撑他完整、准确回忆的，是他的日记，这是他自1958年9月1日起未曾中断的每日笔耕的记录。
人的记忆有时相当不准确，记忆在回忆中会生长会生成，会张冠李戴会无中生有，而记录下的文字是不会模糊的，虽然日记难免有个人的好恶，却是相对准确的历史记载。
日记，是江老师回忆的秘籍！这一古老的记叙习惯，应该传承。
近闻，出版社即将出版江老师的大学日记和研究生日记，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编辑/胡雨雯（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