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的年轮在不停歇地走过，玉兰花一年年又吹红新的花蕊。从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创办至今，法大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不平凡历程。70年沧桑变化，70载岁月征程，一代又一代的法大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的先贤前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老教授、老前辈，他们见证着发生在这小小校园中“光阴的故事”，并将“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精神薪火接续相传。他们，是法大最宝贵的财富。
202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之际，党委教师工作部推出了“政法往事”（第二辑）专栏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广泛征集志愿者，联络访谈离退休老前辈，以口述或对谈的方式，共同回顾法大悠悠岁月里最难忘的往事。最终通过广泛征集和集中约稿，精心选取了35篇文章打造该专栏。这些文章，就像悠然的小夜曲，轻柔地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从时光隧道中穿梭而来，每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物，每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而它们，也终将变成所有法大人最为珍贵的共同记忆，并给予我们继续书写法大光辉篇章的个人简介
被访者：
王遂起，法学教授，1958年就读北京政法学院本科，1962年入职北京政法学院业务教研室，先后担任学院业务教研室教师、教务处处长、经济法系主任等职。
采访者：
王改娇，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研究馆员。
王子聪，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职员。
前言
很早就听说，王遂起老师是政法的老人，从读书到工作前后四十余年，也是大家公认的“院里的好人”，凡有过交往的人莫不赞叹。他还是北京政法学院停办撤销、迁至安徽办五七干校以及复办阶段的亲历者。前几年笔者编纂过一本校史小书，由于留存的资料有限，那段历史总有点雾里看花，便琢磨着有机会专程拜访王老师。
一个夏日的清晨，我们如约来到王老师的寓所。王遂起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1936年生于河南南阳邓县。1956年7月以高中生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1958年王遂起考入北京政法学院，1962年毕业并留校工作。此后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担任过学院业务教研室教师、教务处处长、经济法系主任等职，为学校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夫人张蔼灿，与王老师是大学同窗，也在政法大学工作了一辈子。二老虽已过耄耋之年，却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锋甚健。
有苦有甜的50年代
1958年8月18日，王遂起接到北京政法学院高考录取通知书，学校要求新生9月3日至5日报到，王遂起9月3日准时抵校，这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认真、严谨、从容、有序。从河南的小县城来到首都北京，政法校园并无他想象中的小桥流水、楼台亭阁和曲径通幽……反倒呈现出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为响应国家大炼钢铁的号召，学校北门口建有两座炼焦炉，一位名叫魏平雄的大四学生正在炼焦。校门内，耸立着数十米高的大烟囱，旁边是个大煤堆，此情此景令他有些恍惚自己莫不是进了哪个“工厂”？！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当时为供暖烧锅炉用的。
入学后，校园的环境在师生们的建设下变得越来越好。王遂起老师回忆道，“四年后，也就是我毕业时看到的校园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道路平坦，院内有两个果园，一个花房。更令人惬意的是，校园里还多了一个不小的池塘，三季有水，中间有座小山，亭台楼阁，山上有花，周边整齐的杨柳形成了一道风景线。池塘名曰‘小滇池’。”对于“小滇池”冠名的由来，王遂起还记忆犹新：“1959年，昆明军区有一个体育代表团来京参加比赛，住在北京政法学院，当时学校正在修建池塘，代表团便同师生一起劳动。为纪念军民共建的情谊，小池塘便被命名为‘小滇池’。”
入学以后，为了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王遂起跟同学们一起到海淀区东升人民公社大钟寺大队，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后，返校试种小麦。由于缺乏经验，下种太多，出土后的麦苗过于密集，出现了倒伏现象。手忙脚乱的同学们，便用剪子将下面的枝叶全部剪掉，再拉上绳子将麦苗分笼，甚至还采用人工吹风、夜间照明的方式 “促其生长”。折腾几个月，麦苗非但不长反而枯死。大学一年级就在兴奋与失望中悄然而过。
升入二年级后，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趋于正常。王遂起选的是法学专业，主要学习政治理论课（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法学理论课、法律专业课、公安业务课、语文、外语课（选修主要是俄语）、体育等课程。在王遂起的记忆里，政法学院的教师队伍，整体教学水平很高：“授课老师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实践经验丰富，做教师前有公检法工作经历，他们的授课特点是实践性强。二是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他们熟悉教学，了解学生，授课理论性强，讲课有深度。此外，还有不少年轻老师，刚刚大学毕业就进入到政法学院工作，他们思想活跃，能讲授许多新的法学观点，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其中，令王遂起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学院的副书记徐敬之，他讲授的马列主义理论课，观点明确，理论联系实际，不回避社会矛盾，语言生动有趣。还有从北大来的程筱鹤老师，个子不高，瘦瘦的，他讲授法理学，既不带讲稿，也不看黑板，声音洪亮，站着一口气可以讲50分钟。
除了有趣的课堂教学，大学时代令人难忘的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文体活动。学校每周都有电影放映，票价5分钱。周末有舞会，还有男女篮球队、排球队、文艺队、歌唱团等等，可谓“赛事不断”，甚至还有一支摩托车队，为学校和社会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骑手。但王遂起还是对写作情有独钟，他以家乡南阳西岭山峡谷里的梅溪河为背景，撰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静静的梅溪河》，发表在学生会主办的刊物——《红流》上。言至此，王遂起还饶有兴致地展示了自己珍藏的样刊，刊物页面已残缺不全，封皮暗红与灰白相间，订口和翻页多有卷边，处处都是岁月斑驳的痕迹。封面有王遂起的中文和俄文名字，手写体，落款时间为59年6月4日。我们小心翼翼地翻阅着泛黄的纸页，那些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仿佛触手可及。
自力更生的60年代
王遂起就读期间，正值我国遭遇大面积自然灾害，吃饭遇到了困难，王遂起回忆道“原来食堂不限量，随便吃，1960年开始粮食定量，男生每月30斤，女生29斤，有的自愿减成28斤，‘大肚汉’的学生一般吃不饱，有的女生就把自己的那一份分给‘大肚汉’同学。世事艰难，同窗情深。个别老师在院里种菜，住在花园路宿舍的老师还有在楼上养鸡的。因此，徐敬之老师编了顺口溜：“住高楼，喝稀粥，楼上噗噜噜飞出老母鸡。”听得学生们哄堂大笑。身为一班之长，王遂起积极配合1958级二班学生党支部，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团结全班同学，互助互爱，共渡难关，出色地完成了四年的学习任务，所有同学顺利毕业，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大学四年中，王遂起树立了“一心为党、一心为国”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1962年临近毕业，副书记徐敬之进行毕业分配动员，他鼓励同学们“北京政法学院是野战军，全国各地哪里需要哪里去！”班里同学纷纷表示，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王遂起和多名同学积极报名到新疆“支边”。几番审核，最后批准了6名，而王遂起遗憾未被选中，只得留校任教。支边同学们来信说，他们刚到新疆，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地窝子；没有水喝，饮用水里常能看到牛毛和杂物……但他们没有退缩，没有逃避，而是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全部奉献给了边疆的政法工作。
想到这里，王遂起动容地说，“如今，已有几名同学长眠于新疆，化为祖国边防永远的守护神！班里的女同学也很出色。其中一位叫赵改凤，抗日战争时便已从军，她在校学习4年中巾帼不让须眉，参加劳动常常赛过男同学。毕业后扎根基层法院几十年，《人民法院报》先后三次在头版报道她的先进事迹。2015年9月3日，赵改凤还应邀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抗日战争70周年纪念阅兵式。另一个同学叫赵亚平，13岁参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曾冒着敌机轰炸和枪林弹雨在火线上抢救和护理伤员。这些同学是我们学校永远的骄傲与自豪！”
艰苦奋斗的70年代
1970年秋，校园里传出消息，北京政法学院可能要撤销并搬到安徽办“五七”干校。王遂起忆起当时的情景，师生们对于去安徽办五七干校，并没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也许有点茫然，但教师里共产党员居多，大家认为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服从分配，即便是非党员也无二话。但对于撤销北京政法学院，王遂起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毕竟学校是安身立命之所在，从上学到工作在这里已然度过十多个春秋，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个不大的校园里，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留恋。但身为党员，就要拥护党的决定，思想问题只能自己解决，人都是党的，何况其他呢？
为了搬迁，学校要求老师们尽快做好迁校准备。王遂起跟其他教职工一样，住房、床铺、桌椅、橱柜全是学校的，真正的私人物件也就几件衣服、10多本书和儿子仅有的两个小玩具。当时，学校发给每人一个木箱，一个麻袋，一条草绳。后因时间紧迫，只给木板、钉子，自己回家组装。1971年春节刚刚过，大部队要就出发了。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离别时分，失意、惆怅、伤感瞬间涌上心头，校园里弥漫着离愁别绪，有位老师在开车之前的几分钟，还自言自语道“我想回去再看孩子们一眼！”。
带着对母校的依依不舍，王遂起与同行的老师们踏上了南下的征途。绿皮火车咣当咣当，不知经过多少小时的跋涉，终于来到了淮北大地。他望着窗外，铁路两旁树木稀少，村落房屋破败不堪。一望无际的大地上，片片残雪覆盖着田野，满目荒凉。一行人在宿州车站下车，转乘汽车抵达60里开外的濉溪县五铺农场。
当时五七干校依部队编制管理。领导机关是“宣传队指挥部”，住在五铺，下设三个连。王遂起被分配在三连二排，驻扎地方叫南岭，为农场的一个耕作点，距五铺约四华里。到干校初期，吃住条件极为简陋。王遂起和夫人张蔼灿带着儿子住在五铺的一个农民家里。这家三口人，有老太太和一儿一女，房屋破旧，四壁透风，门窗也不严实。虽是初春，屋内依然阴冷，夜间睡觉时孩子不得不带上棉帽。屋漏偏逢连阴雨，王遂起在搬运时不小心扭伤了腰，不能行走。夫人张蔼灿去食堂打饭，回到驻地饭菜早凉了，只能将就用小煤油炉热一下。房屋前面有条土路，每逢雨天，泥泞不堪，一步三滑，不小心就会跌跤。夏天到了，麦子熟了，大家夜以继日地去抢收，收工时各个都累得腰酸背痛！
灰色的记忆里，天真的孩子们给干校生活带来了些许慰藉和温暖。王遂起记得，“二排的职工共6个孩子，都是三四岁的年纪，妈妈们便被组织起来办了个幼儿园，轮流值班。幼儿园活动内容很丰富，讲故事，唱革命歌曲，做游戏，教识字，到地里捡红薯、捡花生……虽说环境艰苦，但孩子们依然健康快乐地成长！上天垂怜，干校这一年政法学院的孩子们竟然无一人生病！”
1971年2月，赴安徽五七干校之前在校园，王遂起一家合影留念
1972年2月，干校宣布解散。个人得到消息前，被分配的单位、报到时间均早已确定，真正是“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随后，王遂起夫妇奉命去了安徽大学。他先在化学系作辅导员，后调到学校党委做纪律监察工作，夫人则去了物理系作秘书。纪检书记姓吴，是3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而王遂起恰是36年出生，一老一少，相处融洽。安徽大学纪检部门的两个“36”年干部，一时传为佳话。
1978年，中央决定恢复北京政法学院。组织部门到安徽大学调人时，当年分配的15人中，已有13人先后调离，唯有王遂起夫妇仍在坚守。得到消息，在合肥的原北京政法学院老师们激动万分，迅速集结，推荐王遂起与苏炳坤两人回京打前战。苏炳坤当时是在合肥市公安局工作，回京主要负责户口问题，王遂起则负责办理小孩上学、住宿分配等工作。北京政法学院停办8年，原有的校园已被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曲艺团等单位挤占，陆续返校的教职工住房极为难。学校只能因陋就简，将家属中的老人集中起来，老头们住一间，老太太们住一间。王遂起的岳母，70多岁的小脚老太太，住在6号楼的一楼，他们夫妇带孩子住在三层。老人每天楼上楼下地来回跑，有一次不小心摔了跤，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万幸的是，有惊无险，老人最终转危为安。
朝气蓬勃的80年代
学院复办后，王遂起满怀激情重返教学岗位，继续从事心爱的教学事业，并兼顾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先后担任过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在任期间，为了保证本科生教学秩序，认真敬业的王遂起在生活中给予学生细心的呵护与照顾，冬季坚持到教室测量室温。若有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学生们听课、自习能有一个温暖的环境。在课程设置方面，他认真听取一线教师的建议，为适应法学教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需要，大胆开拓创新，成立了自然科学教研室，提升学生自然科学素养。
同时，王遂起积极吸纳校友们的反馈意见，综合分析社会需求，主张高等法律人才需要极强的抽象思维能力，而坚持增设数学课为法学专业基础课。还应体育老师的要求，改革女学生体育课教学内容，除了长跑、短跑、跳高、跳远、高低杠等运动外，专门为女生的体育课增设了舞蹈元素。这些课程的改革，契合了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也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为学生就业拓展了空间。1985年，为了表彰奖励王遂起老师兢兢业业的工作，学校特此推荐他参加北京市教育工会组织的劳动模范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到北戴河休假活动，全校一共才三个名额。
1985年作为政法大学代表之一赴北戴河疗养
后记
不知不觉间，三个多小时过去了，王遂起老师从58年入校读书谈到了90年代退休。言语中，他总是反复地提及，自己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学阶段形成了“为党工作”、“为祖国工作”的价值观。60多年来，作为一名党员，他一直践行着这样的信念：任何时候，都要听从党的召唤和安排，无怨无悔地奉献，默默无闻地付出。这大概正是那代法大人坚守的信念和情怀吧！
编辑/胡雨雯（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