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的年轮在不停歇地走过，玉兰花一年年又吹红新的花蕊。从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创办至今，法大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不平凡历程。70年沧桑变化，70载岁月征程，一代又一代的法大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的先贤前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老教授、老前辈，他们见证着发生在这小小校园中“光阴的故事”，并将“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精神薪火接续相传。他们，是法大最宝贵的财富。
202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之际，党委教师工作部推出了“政法往事”（第二辑）专栏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广泛征集志愿者，联络访谈离退休老前辈，以口述或对谈的方式，共同回顾法大悠悠岁月里最难忘的往事。最终通过广泛征集和集中约稿，精心选取了35篇文章打造该专栏。这些文章，就像悠然的小夜曲，轻柔地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从时光隧道中穿梭而来，每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物，每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而它们，也终将变成所有法大人最为珍贵的共同记忆，并给予我们继续书写法大光辉篇章的温暖力量。
被访者：
朱勇，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1984级法制史专业博士生。1987年留校任教。在法大求学、工作至今近40年，先后任法律系主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长、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
罗冠男，现任职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前言
朱勇教授从到法大求学到留校工作，迄今已经在法大度过了近四十个年头。在人才培养上，他已经培养了七十多位法律史专业的博士生，催开桃李遍天下；在行政管理上，他在任校领导期间，把对法大的深厚情感融入每一天的工作，把法治情怀寄托到校园中的一草一木；在学科建设上，作为法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持续产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为中央政治局讲授《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
“博87001”号
朱勇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第一位博士，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法制史博士。1984年夏天，他从安徽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谈及对法大的第一印象，他说整体印象那就是“小”。虽然校园不大，建筑设施比较陈旧，但是校园里却是大师云集。朱勇提到，“在校园，不经意间就能见到学术成果丰硕、为学界青年后生所高山仰止的著名学者，或者在国家政治法律活动中享有盛名的社会活动家。”而校园之外便是小月河、元土城遗址以及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直到今天，他还经常去小月河畔散步。
朱勇于1985年2月入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入法大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对于法大的校风，他有这样的感受：“我感觉，法大校园充满着‘规则’的意蕴与氛围。无论是法科课堂，还是其他学科的课堂，老师既讲授‘规则’的内容与形式，更引导学生对‘规则’的尊重与敬畏。在法大与他人交流，无论是与学生、老师还是管理人员，都能感受到大家对规则的重视与坚守。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中，我感觉自己也逐渐形成关于规则的知识以及信奉规则的理念。”
朱勇入学以后师从法律史学的学术泰斗张晋藩先生。对于导师张晋藩教授的言传身教，朱勇受益匪浅。“我校第一届法制史专业博士生，共招收3名，包括郑秦师兄、怀孝锋师兄，以及我。专业课由先生亲自讲授，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开列了必读书目，布置了研究任务。当时先生担任副校长并兼研究生院院长，事务繁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给我们讲课、交流、检查学习任务完成情况。我们向先生提出，上午下班，可直接来我们在3号楼的宿舍，我们用电热杯为先生煮一碗面条，有时还在里面打一个鸡蛋，边吃面条，边谈学术。这样，既方便，也能节省时间，直到学校禁用电热器具才停止。” 想到曾经师生围坐，一边煮面条一边谈学术的其乐融融的场面，朱勇的嘴角扬起了笑意。
朱勇博士期间在张晋藩先生指导下学习
由于是第一届博士生，学校与研究生院还没有形成确定的公共课教学方案。三位新生三个语种（郑秦教授学俄语，怀效锋教授学日语，朱勇教授学英语），研究生院决定不给他们单独开设外语公共课，由他们在外参加培训班，取得结业证即可算作外语课成绩，费用由研究生院报销。朱勇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不仅不用在校上课了，而且还可以到外地跑一圈。”后来，他参加了长春暑期的一个英语培训班，住在宾馆里，听外教上课。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北上出关，第一次住高档宾馆。”这样的“待遇”，也只有第一届博士生享受过，后来博士生的教学活动规范化，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1987年5月27日，朱勇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因为是法大第一次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学校安排了阵容强大的答辩委员会，当时的校领导都亲自到场参加。朱勇第一个进行答辩。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学博士顺利毕业，国内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对此进行了专门报导。他的博士学位证上的编号是 “博87001”号，意味着他是法大培养出来的第一位法学博士，也是新中国法学博士教育起步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1987年中国政法大学答辩委员会
朱勇博士学位证
开创培养“应用型法学博士”
朱勇从1987年博士毕业开始留校工作，讲授《中国法制史》课程，后来担任法律系主任。2001年9月开始担任副校长，兼任研究生院院长，主管研究生工作和国际交流。在担任副校长期间，他牵头开始了一种新的博士研究生——“应用型法学博士”的培养。
朱勇提到，“应用型法学博士”培养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偶然性。2011年3月，当时朱勇兼任第三届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召集的会议上，他代表法律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加快法律方面的高层次专业学位教育、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的设想，得到了时任学位办主任张尧学同志的高度肯定，要求学校拿出具体方案，以便尽快通过并实施。
回到学校，朱勇考虑，要让法大保持在“法律博士”培养方面在全国范围内领先地位。他的设想是，在“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正式招生之前，从现有的法学博士招生中拿出少量指标，与司法实务部门合作，以“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的教学目标进行合作培养。在正式取得“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点时，再将这批提前培养的学生转入“法律博士”，那么法大在“法律博士”的培养上，就在全国范围内领先一步。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石亚军书记、黄进校长的认可与支持，并确定使用“应用型法学博士”名称，作为从“法学博士”到“法律博士”的过渡。在2012年1月和2013年9月，朱勇代表法大分别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正式签署了培养“应用型法学博士”合作协议。而“应用型法学博士”的实际招收、培养工作，即于2011年开始进行。关于“应用型法学博士”，原本的设想是作为向“法律博士”的过渡，由于各种原因，“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点一直没有设立。但经过实践，法大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作培养的“应用型法学博士”项目，既符合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发展目标与方向，也适应了司法实务部门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因而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这一项目，作为法大人才培养的一个特色项目，保持至今。
从“甘棠听讼”到“甘棠八树”
在海淀校区综合科研楼西侧，有8棵甘棠树。甘棠树，又称棠梨树，虽然其貌不扬，却蕴含着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精神。
2013年是法大研究生院成立30周年，学校筹划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出版学位论文集、置放泰山石、设立“中华法学硕博英才奖”等。朱勇教授说：“我考虑，还可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角度，做一点事。”他联想到张晋藩先生曾多次讲到，中华法文化优秀传统之一就是“以民为本”，先生还提及“甘棠听讼”的典故，即在西周时期，召公巡行地方，处理政务及诉讼，为了不打扰民众，就在一棵棠梨树下听政断案，为民众所拥戴。先生特别强调，这是“以民为本”原则在中华文明早期法律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基于此，朱勇提出，“作为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在校园内栽一些棠梨树，既彰显西周召公‘甘棠听讼’的优良传统，也展示法律史作为法大优势学科的特色。”这一想法得到了研究生院同事和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采买并栽种了一些棠梨树，这就是这8棵棠梨树的由来。直到今天，他每次路过科研楼西侧，看到这“甘棠八树”，都想起《诗经》中的“甘棠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同时也想到张晋藩先生对于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的推崇、向往与弘扬。校园虽小，“甘棠八树”却承载着传统法律文化中“以民为本”的精神，体现着法大人的法治理想。
心系法大，情系法学
在朱勇看来，70年的人才培养实践，形成了法大在法学人才培养方面的独到风格与自身特色，那就是：法治理念与法治能力的双重培养，既注重法治理念的培育与养成，也注重法治能力的训练与提升。
朱勇认为，一名优秀的法律人才，首先需要具有高远的法治理想、坚定的法治理念。而法治理想、法治理念的形成，需要对于国家、社会、个体的性质及相互关系的关注与理解，需要对于人性、伦理、道德的同情与关怀。另一方面，一名优秀的法律人才，还需要具备与法治相关的实践能力。法律的价值在于实施，在于实现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规制。如何以严肃严谨、言简意赅的法律条款，规范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与灵活多变的社会行为；如何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既坚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法治原则，也力图实现具体个案中的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法律工作者良好的职业能力、实践能力。
提到法大的办学理念和法大的莘莘学子，朱勇心中的自豪溢于言表，他深切表示：“法大从50、60年代建立及初期发展，到80年代复建，在法学人才培养方面，始终坚持法治理念培育与法治能力提升两大环节。从课程设置到教材选用，从课堂教学到实习实践，从基础理论到法律实务，都紧紧围绕着这两大目标。社会各界，包括高校、研究机构等学术单位，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以及事业企业单位，对法大毕业生最多的评价是：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强。”
在他看来，培育法治理念，提升法治能力，既是法大在70年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大风格、法大特色，也是国家与社会对于法大法治人才培养的期许与需求。而法大的毕业生在法学教育界和实务界，都尽职履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国家法治建设做出贡献，同时实现个人的事业追求。在提到对法大法律史学科的期望时，他希望能够延续张晋藩先生开创的法律史学科格局，保持法大法律史学科在全国范围的领先地位，弘扬传统法律文化，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与历史镜鉴。
后记
“春风化雨润桃李，年近古稀仍从容”，朱勇老师从1997年招收第一届博士生，迄今已经招收培养70多名法律史专业博士生。现年届古稀，桃李满天下，却依然谦和朴实、淡定从容，至今仍笔耕不辍，坚守在中国法律史学的学术阵地上，是值得我们青年学人追随和学习的榜样。
编辑/胡雨雯（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