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的年轮在不停歇地走过，玉兰花一年年又吹红新的花蕊。从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创办至今，法大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不平凡历程。70年沧桑变化，70载岁月征程，一代又一代的法大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的先贤前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老教授、老前辈，他们见证着发生在这小小校园中“光阴的故事”，并将“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精神薪火接续相传。他们，是法大最宝贵的财富。
202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之际，党委教师工作部推出了“政法往事”（第二辑）专栏活动，面向师生校友广泛征集志愿者，联络访谈离退休老前辈，以口述或对谈的方式，共同回顾法大悠悠岁月里最难忘的往事。最终通过广泛征集和集中约稿，精心选取了35篇文章打造该专栏。这些文章，就像悠然的小夜曲，轻柔地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从时光隧道中穿梭而来，每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物，每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而它们，也终将变成所有法大人最为珍贵的共同记忆，并给予我们继续书写法大光辉篇章的温暖力量。
个人简介
作者：吴昭明，1932年9月生，福建省晋江市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后留校工作，历任院办公室秘书，院党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讲师，副研究员。
1951年春，我考入省立晋江第一中学。当时为战备学校临时迁往南安县梅山官园，暑假又搬回泉州。那时我被选为泉州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参加市人民代表大会，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主持大会发言。大会又选我为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成员，泉州市市长许集美为市人大代表发了聘书，1953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那年泉州地区凡被北京高校录取的新生，由市招生办统一解决从泉州到北京的所有食宿交通，新生不费心、不花钱。几部军队卡车一天一站，经福州、南平、上饶、鹰潭转乘火车，直到北京前门火车站，由学校汽车接到沙滩红楼—北京大学原校舍。住灰楼，开了学，上了课，12月底我们离开北京大学原校舍，从沙滩乘有轨电车到西直门城楼，步行一个单行道路，到明光村新建成的北京政法学院校园。到了新校舍后，学习和生活很快走上正轨。回想起1953年我们走进大学的过程，高考往返交通、食宿等全免费，高考录取后高校新生赴校报到，从集中地点出发到录取学校城市的交通、食宿全部免费，校内学杂费、食宿医疗费等全免，此外还有不少学生可领生活补助，如果不是这样，恐怕会有不少学生即使被录取了，也很难完成学业。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部门急需补充人员，因此在这期间，高校学制的调整缩短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这届为适应政法人才的急需，学制定为两年，本届新生编为三个班，我在三班，被选为团支部书记。1954年6月28日，我光荣入党，同年冬天，我们到天津市人民法院实习，在师父的指导下判一名盗窃厂内物资的年轻工人以徒刑。1955年领取的毕业证很庄重，院长钱端升、副院长刘镜西签名，并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印。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在院办公室新设置的苏联专家工作组任职。
到苏联专家工作组工作，是我正式工作的起步，从苦难中过来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在大学工作，是我过去所不敢想的。要接触苏联专家并为他们服务，但我不懂俄语，难度大，真害怕，又有决心搞好工作，那就靠努力吧。学校请来的两位苏联专家—刑诉专家楚贡诺夫(兼院长顾问)、民法专家克依理诺娃来华为我院也是为国家培养第一批72名(之后略有增加)正式的法学研究生，这是一项重要任务。8名课堂翻译和讲稿、资料的文字翻译，任务不轻。好在大家都尽心努力，我是工作组秘书，在院办主任领导下，努力为他们服务，组织安排好顾问专家和院长研讨工作的会谈，把专家建议整理印发，院各单位教研室执行；节假日组织好参观游览宴请。两位专家在校两年完成培养研究生任务，并在教学办学的方方面面起了积极作用。
专家工作组的工作结束后，安排我任院办公室秘书。1958年，北京市在十三陵建水库。北京高校分批组织师生参加，我校组织了1000名师生，我带领第二中队—由政法二年级200名学生组成。4月3日，中队长们出发到大队将要进驻地，先做安排。6日下午送走钢铁学院劳动大军，我们的队伍乘车到昌平下车，步行九公里到达驻地南邵，要劳动十天，日夜作息对调，晚上干活白天睡觉。晚8:40吃饭，9:40整队出发，11:00开始干活，早上7:00下班，中间休息三次。这个水库东西北被山围着，中间是平原，南面是水库大坝，坝身150米~200米宽，我们干活时坝身已有十多米高，是用沙石垫起来的。我们是用小车装沙石前拉后推由平地推往高处，一车二人推拉，还有啦啦队在旁说唱助力，大家情绪高昂。干活时容易出汗，四月夜里山间风吹，冷得顶不住，师生们均带着棉衣毯子甚至棉被上阵，以备休息时用来避寒。十三陵水库建设工程大，引起首都各界关注，大家纷纷要求参加，周总理从外地一回来便赶来视察，指示要逐步采用机械化。夜晚的工地上那一片一片的灯海，犹如银河落九州！
1964年，根据中央关于文科高校应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我校1000名师生分两路响应国家号召，一路由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镜西、副书记郭迪带领到广西兴安县，另一路由院委徐敬之带领到四川。我是到广西的，我们于10月18日乘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专列，晚8时出发，22日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学院集训半个多月。11月下旬按照“四清”工作队的安排，我和政教系十几个师生到兴安县大洞人民公社井上田片，我为副片长，片长是地方干部。我和张庆丰同学住在蒋汉华家阁楼上，楼板下是猪圈，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主要是和社员一起干农活和开展工作，晚上工作队开会研究工作。这里的农活主要是水稻的插秧、除草、注水，我从小是干农活过来的，什么活儿我都能干，水稻田主要技术是插秧，我还同他们的能手进行过比赛。还有的队员要帮住户的主人砍柴火，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并挑回来。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是动脑子还是费体力，我都全神投入、不遗余力。我捡的均为木棍，满载挑回，往往都在百斤之上。“四清”的工作劳动生活十分锻炼人，对“四清”队员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违者处分。我们这趟“四清”工作1964年11月21日入村，1965年7月10日结束工作，7月15日回到北京。
回到学院后看到了新的变化，学校成立政治部，作为院党委的政治工作机构，任命了政治部各部门负责人，从部队调来吕子明为院政治部主任，调来《政治研究》杂志主编郭编为副主任。在三号楼西端南边修建了游泳池(非标准)，开辟了小果园，使学院的校容有些许改观，增添了些生机。
1970年北京政法学院被撤销，我到冶金部北京钢铁研究院保卫处搞内勤，曾参加部保钢工作组，进驻南京钢厂半年多。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即回到学院。
1982年底，司法部发下调令，将我调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国政法大学参加筹建工作。1983年2月2日到中国政法大学筹建处报到，该处在北京政法学院内联合楼南侧的一个工棚内，当时大学的领导班子已有方案，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陈卓任校党委书记，校长为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复之，第一副校长是从山东大学调来的云光，副校长是余叔通。开始在这里办公的有十余人，当时对创建中国政法大学很重视，在不长的时间内，几个文件中都提及要加快对中国政法大学的筹建、建设，把新校建设工作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因此筹建工作十分紧迫。筹建启动不久，便提出大学成立，时间是5月6日，地点在怀仁堂，公安部礼堂是后来选定的。至于大会全程录像的问题，在大会准备方案中，我写了录像，有关负责人在审阅时删除，最后讨论时，我又强调，但全录像仍未被采纳，我虽保留意见，又被否定。
中国政法大学宣告成立后，我先后任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1988年7月4日上午，司法部副部长鲁坚来校宣布，中国政法大学新班子—校党委书记杨永林，校长江平，陈光中为常务副校长。此后不久，在一次领导班子会上，江平提出，学校房子被占的要退回，昌平新校345路公交车终点要向东延伸以解决学生交通上的问题，这两件事需抓紧，还得加强力量。他建议我在(当时任党办主任)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跑跑这两件事，与会者包括杨书记都没有异议，按照会议惯例，无异议则作通过论处。这两项工作是学校必须抓紧的，领导让我办理，我会努力去做，我的本职工作也照做不误，自己充分利用时间实地联系、打电话，包括和江平校长一起找北京市副市长反映学校实际困难并提出要求，副市长表示支持。房子问题多和市文化局及占住五号、六号楼的单位负责人沟通，与345路公交车和市公交及345路分公司不断电话联系，345路公司也多次到新校协商，陈光中副校长参加商议，商定由四所学校平均负担60万元的费用。经过近半年的奔波，1989年5月5日345路公交东延问题得到解决。通车当天早上，我在新校大门口亲见345路公交在我校门口来回行驶。在被占房子的问题上，和占用单位反复交涉，先后收回五号、六号楼的部分房子。在这段时间里，江平、陈光中二位校长同时和我谈话，他们两人工作很多，忙不过来，同时还都有课，需要有个助手，想让我做校长助理。我说这份工作应该找年轻人，脑子好使，行动敏捷，我年纪这么大不合适。江平校长说我还能干好几年，我说有临时需要我去做的我可以帮忙，事情就这么过去，中国政法大学在向前发展。
1996年9月28日晚，校办翟主任给我来电称，10月4日学校要开一个有30多个外宾参加的重要会议，想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参加，需要我去和雷老联系。10月2日下午，我同校办主任杜华光一起到雷老住处，送上材料恳切诚请，提及10月4日上午，将在法大昌平新校礼堂举行中国国际高级法律人才培训中心(北京)成立大会，雷老看了看材料表示，昌平太远不方便过去，且3日侨联开一天会。我说4日上午大会有30多个外宾参加，您的出席将大大提高会议的规格，扩大影响，十点开会九点出发就可以。警官小冯说，一小时可以到，到时让一辆警车开道，雷老马上拒绝了警车开道的提议。10月3日上午，秘书来电告诉我雷老明天上午来学校参加大会，路不熟，请我4日早上8:30到雷老住处，领路去昌平。4日，我按时到雷老处，雷老、秘书、小冯和我一车，当天高速路关闭不开，北京的大小车均挤在辅路上走不动，我建议搬路障进入高速，刚开进高速路，便有工作人员阻拦，小冯出示证件并说明情况，得以通行。10:10到法大，大门口有人在等候并引路到礼堂侧门。校领导杨永林、江平、陈光中等迎上，我告诉陈光中副校长我的任务已完成，中午雷老在此用餐，请准备。
我自1955年毕业后留校，加入苏联专家工作组是工作的开始，到1992年底，在编的工作结束，后转向非在编的民办中国老教授协会这个社团工作到2011年底，79岁离开协会，56年来一直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看到党和国家对中国政法大学的重视，学校迅速健康发展，我十分高兴。
56年的工作中，不论何时，在何单位，我都服从党的决定，听从领导的安排，不求官不求利，不挑肥拣瘦。在我心目中，我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党的需要，工作中涉及政策法规的，按政策依法规范，令行禁止，一心为民，拒绝私利与不当之利，小到一瓶酒大到万元现金。不管在法大还是在协会，我都全身心投入，分外需要我去做的，照样认真去做。
56年来获得的荣誉和奖励主要有:
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共北京市委)；
中国老教授事业贡献奖(中国老教授协会)；
老有所为先进个人(中国政法大学，两项)；
无私奉献好党员(中国政法大学)。
编辑/栾涛（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