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5日，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理学硕士生的课堂上，白晟提问学生，问及潘汉典，尚有几位学生知道。但当问及费青时，没有一人知道，一如他在法理学研究生入学见面会上得到的结果。学生们对于法科先贤吴恩裕和王名扬略有所知，但对于是本法理学所先贤则一无所知。有感于此，在之前学生的建议下，白晟将授课内容临时由“法理学前沿问题”改为非“前沿”的“冷门”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的历史，讲授内容包括组织机构的名称演变、人员等，重点是学人和学术作品。这份教案最终形成了一份逾一万五千字的研究所历史的个人阅读笔记，文中涉及大量学术先贤，所收集资料来自几十年前的刊物、专著、校史等，并一一标明了出处。
而这份笔记，只是白晟庞大校史考据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如他自己所言“仅仅是发布在朋友圈的一份课堂资料”。
缘起：“言出有据，老师就是这么训练的”
2008年，白晟考取了潘汉典老师的博士生，成为了潘老师的弟子。恰逢《东吴法学先贤文丛》主编、苏州大学法学院艾永明教授为列入《东吴法学先贤文丛》的《潘汉典法学文集》，专程来京与潘先生商量此事，潘先生表示因自己的老师均比自己优秀许多，极力谢绝。在艾永明教授和李卫海博士（获苏州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再三劝说下，潘先生才勉强同意。正师从潘先生读比较法学博士学位的白晟便主动请缨，负责帮老师整理这部文集，这也是白晟历史考据生涯的起笔，从而开启了漫漫溯寻之路。
潘汉典老师学术作品汗牛充栋，而且部分作品时间久远，有些文章、译作还采取了化名，收集起来并不容易。为了收集资料，白晟主要采取了采访当事人、查阅档案、寻访知情人的方式，但仍与一些珍贵文献失之交臂。为了寻访潘汉典老师就读东吴法学院时的学士学位论文《苏维埃刑法和劳动改造法》和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有限公司论——比较法的研究》，白晟曾与苏州大学档案室、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和档案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以及上海市档案室联系，“一度听说有东吴法学院历届毕业生的学位论文，万分欣喜，请在华东政法大学工作的董春华博士代为查找，结果只有8篇论文，而且潘先生的两篇都不在其中”。此类经历数不胜数，最终，在三年的努力下，白晟一人奔走，成功整理完成超过167万字的《潘汉典法学文集》。
（《潘汉典文集》封面）
在《潘汉典法学文集》的最后，有一份潘老师个人年表，记录了潘老师求学任教中的大事，几乎每年都有涉及。白晟为这份年表倾注了大量心力，这份严谨源自潘老师的言传身教。年逾九十的潘汉典老师在文集出版之前每天花十个小时亲自审定，表示“既然出版就要为读者负责”，甚至住院期间也手不释卷，同时，潘老师曾担任《法学译丛》主编，经常用“言出有据”教育弟子，在生活中连给学生写推荐信都会花上一个小时。而作为编者的白晟，也正以对老师负责任为动力，做到“每一个字都有出处”，力求严谨。
（正在伏案签订出版合同的潘汉典老师）
在谈及学术严谨的重要性时，白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整理潘汉典老师所著文章时，他发现了一本手译稿，译自博登海默所著《法理学》，潘汉典老师1945年开始翻译，1947年1月完成，但因未校正而一直未出版。原著如今已经成为法理学必读书目，而当今法学师生所持版本大都是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邓正来姬敬武译本，译为《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虽然译者功不可没，但书中却未交待翻译缘起。因为博登海默当时在美国虽然学术水平很高，但也并非名声显赫，反而较为默默无闻，作为国内第一版译著，当时为何选择博登海默的这本书，这一因素的省略在学术上其实是非常不严谨的。为了寻求这一“选择”的缘由，白晟寻访了北大的诸多校友，最终得知该书1987年译本的伯乐是译者姬敬武的导师、北大教授沈宗灵先生。
这样的考据过程，一方面让白晟对法理学在国内的引进脉络有了清晰的掌握，另一方面，沈宗灵老师在82年以前即慧眼识珠选定这本教材，而潘汉典老师在45年就已经开始动手翻译此书，如今博登海默的这本书已经成为法学院学生的入门教材，其内容为世人肯定，前辈们的高瞻远瞩深深打动了白晟，而与此同时，如今的学者即便像邓正来这样著作等身，也会出现这种小遗漏，让白晟颇觉惋惜，他将这段经历记录在2015年校正出版的潘汉典老师译本《法理学》前言部分（名为“敬畏学术：潘译《法理学》访谈录”）和“代后记”（“关于美国‘综合法学’的几点思考”）里。
“真相”的宝贵价值促生了这股“寻求真相”的劲头，而这股劲头，成为白晟考据工作的核心动力。
“只是希望图书馆能有一本，学生感兴趣、想了解就可以去看看”
1981年，白晟以本科生的身份踏入法大校园。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工作刚刚恢复正常，百废待兴。但老师们的教学状态都很好，精彩的课堂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教授民法的张佩霖老师就多次以学校复课不易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张老师讲课既投入又生动，白晟至今难忘老师的“幽默”开场：“张作霖的‘张’和‘霖’加上‘吴佩孚’的‘佩’就是‘本名’，但确实与两位军阀毫无瓜葛。（大意）”张佩霖老师的动情之声更是言犹在耳：“政法有今天实属不易，同学们应该珍惜！”。
本科毕业后白晟留校担任行政工作，与老师们有了较多接触，特别是近距离接触过一些老先生，这些老先生们的为学为人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了解到一些历史的真相，而这些真相往往为世人所忽略。后来考取了北京大学的法理学研究生，读研期间接触了沈宗灵教授，是白晟“心目中的学者”。08年拜入潘汉典老师门下，白晟在老师的影响下，通过对老师生平的考据发现这些著名学者之间往往渊源颇深，或者是师出同门，或者是以文会友，对中国法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却不为人所知。这里面有政治原因导致的文化断层，也有学术界对于学术历史的淡漠。比如潘汉典老师，潘老师精通六国外语，学养深厚，是国内凤毛麟角级的学者，但即便是当时在教务处工作的白晟，对潘老师的事迹也并不清楚。对于这种情况，白晟深感学校和师生应该对这样的人有更多的尊重和了解，于是更坚定了整理这些老先生文集的想法。
“学者是靠作品说话的，”白晟拍了拍《潘汉典法学文集》的封面说道，“这样的一部作品，一方面能够让读者领略到学者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对学者的最好记录。”白晟先后以一己之力整理了《潘汉典法学文集》、《费青文集》，合作编辑的《楼邦彦法政文集》也于2016年出版。当问道“是否想以老先生们的故事感染当今师生”时，白晟的回答却非常简单，他并没有想的这么远，只是因为这些工作目前没有人做，像费青、潘汉典这种老先生也不该被遗忘，编纂这些书只是希望图书馆能有一本，学生如果感兴趣，想了解，就可以去看看。
（《费青文集》封面）
在这个方面，白晟一直都颇觉遗憾。法大底蕴极其深厚，前身为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律系政治系合并，即使复办以后也只有个别老师重回北大，大多数都留在法大，底蕴如此深厚，师生却不甚了解。事实上这种遗憾不止出现在法大，北大在整理百年法学院史时也写错了费青先生的出生年月，《清华法学》里的“旧文新识”栏目重新刊登了费青先生的一篇文章，出生年月也写错了。更有甚者，苏州大学一位法制史老师写作《费青记事》，文中有多处“硬伤”。“这种历史也是学术，可以不做，不能胡做”。对老先生们的追溯，一方面是还原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学术榜样，费青先生大三时在校刊上发表的国际法、法理学两篇论文均被收录到《民国法学精粹》，依然熠熠生辉，时隔近九十年，仍是公认的名篇。学者的作品，需要时间来检验。
2015年，法大审议通过了《中国政法大学章程》，白晟敏锐地发现，《章程》中的学校目标除了培养学生、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外，还增加了文化传承一项。之后，身为法学院教师代表的白晟便在教代会上说明了师生对于“老先生”知之甚少的情况，呼吁改善。
在整理校史的过程中，白晟得到过很多校友和学校领导、老师的帮助，以及很多法大老先生们的肯定。比如研究法制史出身的法大校党委副书记高浣月，曾主动提供帮助。学校人事处也连续两年邀请白晟去入职教师培训会上开展专门讲座，“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也愿意去，我讲的不一定全面，但因为亲身接触肯定比别人知道的多一点。”法大青年教师施鹏鹏就曾在讲座后发微博感慨：“我电脑里有不少经典作品的初译稿，总不太愿意按出版标准进行逐字逐句地审校。前段时间，我有幸聆听了白晟教授关于潘汉典先生的事迹，决定将一些译作逐渐审校出版，接受指正。”
“补锅匠嘛，既然知道了，就应该去搞清楚”
在整理《费青文集》时，白晟对费青的弟弟费孝通也有了较多的了解，费孝通晚年曾提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六位老师，三位中国的，三位外国的，并表示，对于老师，一定要近距离接触，这样才能不仅知道他们写出来的作品，还能知道他们是怎样写出来的。对此，白晟深以为然。为了还原历史，保证整理工作的准确性，白晟曾遍访诸位法学前辈，在寻访过程中，也深深震撼于这些老先生的为学为人和前辈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白晟曾通过北大校友会以及当时读书时的系主任等找到了费青弟子袁文的女公子袁朝晖老师，并专程前往兰州袁文先生旧居寻访资料。正是在旧居的露天阳台上堆放的大量杂物里发现了袁文先生的部分日记，内容非常感人，提到袁文先生曾在半夜因怀念老师痛哭。北京大学法律系1945-1959年仅招的其他三名硕士研究生程筱鹤、张尚鷟和郭寿康也无一例外地都留下了怀念恩师费青的文字，就连远在台湾的西南联大法律系1943级学生周大中于1988年得知先生仙逝后还专门在回信里撰写了挽联。
潘汉典老师自己也曾在去台湾访问东吴大学之前写过，当年直接从德文翻译恩格斯的《英吉利宪法》和《英格兰状况》等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主编和校者就是费青，想到此潸然泪下并写下了“费青和潘汉典是终身师徒”的感人文字。谈及这些故事，白晟说道：“这些事我知道啊，也就更加了解费青先生其人。”白晟还在2015年去苏州寻访费青出生地，到达吴江县同里镇，成功验证，还拍了照片，采访了当时的相关人，“对很多人而言，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既然自己有能力，就尽可能地搞清楚。这样的寻访会离历史更近，更是对费青先生的一种尊重。”
（东吴大学校门，台湾游学期间摄制）
白晟还曾拜访中国政法大学老教师王康、陈光中、张文镇、林道濂、杨鹤皋、苏炳坤、吴昭明等先生，也曾远赴台湾东吴大学考察，校史馆、国家图书馆、各类档案馆更是去了无数次，南上北下，大多是独自前往，每次跟老先生们接触都让白晟感触良多，而能与这些老先生们顺利接洽，也缘自白晟每次采访前的认真准备，“对他们要像对潘老师这样了解，才能对他们的学术地位有敏感性。”
在访问王康老师之时，王康老师年事已高，交流也不太方便，访问过程主要由王康公子王建宇代劳，王康老师坐旁边，时而点一下头。白晟在博客记下了这段采访：“先生突然问道：‘樊弘还好吗？’我知道先生是问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系主任的樊弘先生，赶紧答道‘已经去世了’。没隔多长时间，先生又问：‘小妹怎么样？’这一次笔者有点蒙，忙问建宇兄‘小妹’何所指，建宇兄说是问费孝通女公子费宗惠。笔者告诉先生，‘小妹’很好。”在武汉访问当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编译组”的主要成员也是唯一健在成员梁西先生时，梁西先生看到白晟带去的《楼邦彦法政文集》十分欣喜，交流之时“十分高兴，脸色通红”，甚至在第二次去拜访时得知老先生因为见面太兴奋，甚至影响睡眠。在离开时，“先生突然主动拥抱，低声自语‘好像认识了很多年’”。
这次对梁西先生的访问也源自白晟的近期发现。在研究文献时，白晟发现沈宗灵先生与楼邦彦先生不仅在翻译凯尔森的著作时有合作，还以“北京大学法律系编译组”的名义翻译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希思的《旧世界新前景》等（成员至少有王铁崖、楼邦彦、芮沐、沈宗灵、龚祥瑞、梁西等），“这是另一段被中国现代法学界遗忘的故事”。法学前辈们因政治原因被迫离开，但在国家面临国际合作亟需翻译大量外文文献时毅然接受祖国调遣，从牛棚返回书案，在1971年-1978年间翻译完成了十数本作品，翻译界评价极高，均是政治学法学的精品。最后这些作品都以集体署名，学术界也似乎就此将这段历史略过。白晟戏称自己为“补锅匠”，“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很敏感，这段历史虽然因为政治出现断层，但学术以史料为寄托，并不是空白，如果梁西先生也去世的话，这件事就真的成为疑案了。”“我既然知道了，有条件就去搞一搞，搞清楚才能说清楚，大的倒没想那么多，只是想历史不应该这样，现有的作品也不应该这样，愿意去做一做，将来想写就可以写一写。”
（专程前往武汉拜访武大教授梁西先生，图为梁西先生和夫人）
“我离他们越近，就越能感受到一种文化自觉”
白晟将这些寻访收获都记在自己的博客里，文章中除了文字材料，还补充了大量自己拍摄的原物图片，并一直保持着较高频率更新，博客目录既包括对这些老先生的考据，还有对法大图书馆的考据、研院旧址的考据、法大老建筑的考据、法大旧事整理、文献读书笔记……越热爱脚下的土地，就越愿意去探寻它的古往今来。
考据工作大多是一人完成，投入大量财力时间，但白晟却丝毫未觉得有负担。在他看来，与历史交谈的价值远超过物质投入，而在考据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也让他对这种付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元照英美法词典》的编纂过程，十几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吃着盒饭，不求名不图利，没人让他们做，日本到现在没编出这么好的书，这是很难理解的，”白晟感慨：“我离他们越来越近，就越能感觉到这是一种文化自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永远有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潘老师担任《元照英美法词典》总审定，恰恰是潘老师从政法退休以后，完全民间力量，吃的盒饭，没用国家一分钱，九十岁的老人。”
（《元照英美法词典》封面，代主编薛波向潘老师赠送此书时摄）
“费孝通晚年回忆自己老师时曾觉得自身同老师差了很多，老先生称晚年重读老师作品叫补课，他在《人生的天平上：纪念吴泽霖先生》一文中引用了吴先生自己在答谢同人们庆贺他九十大寿时说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所做的贡献。我们每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吴泽霖老师觉得自己欠了债。费孝通更认为自己不如老师。他们自己要求自己太严，中国文化，西方比不了，印度文化中断了，两河流域的文化也中断了。中国没有中断是因为历代都有这样的人，就像潘老师，无名无利，无职无权，无党无派，甚至还自己搭钱。”
在最后，白晟补充道：“（这些故事）原来不知道，现在就可以看看。”
如今，白晟已经步入退休行列，教学工作逐渐减轻，但考据事业却不会“退休”。“退休之后也有很多事可以做，比如之前没整理完的文献，以及一些阅读时的新发现。”校史长河悠悠不尽，这位岁月的淘金者，将“提速”前行，继续建设法大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
（图片来源：白晟个人博客“静静的白天鹅”）
